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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ang Bao Lin

Chen Duxiu was once the prime determine within the New tradition stream and the co-founde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munist social gathering. The social gathering,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simply said his contribution on the early level of the party’s improvement whereas negating his later accomplishments.

Having spent 30 years in learning and writing approximately Chen Duxiu, Tang Baolin, the writer of this encyclopaedic maserpiece showcased the lifestyles and occasions of Chen Duxiu – his detailed character, his complex dating with the get together and China’s revolution. It provides readers a well-rounded Chen Dux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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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pirit of historic chinese language detective novels, pass judgement on Dee is challenged via 3 instances. First, he needs to clear up the mysterious homicide of natural Jade, a tender lady dwelling on part Moon road. the entire proof issues to the guilt of her lover, yet pass judgement on Dee has his doubts. Dee additionally solves the secret of a abandoned temple and that of a bunch of monks' fabulous good fortune with a remedy for barren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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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hen(陳獨秀簽名) 今收到西蒙斯交來 港幣貳仟玖佰肆拾元 在上海折合三仟元 中共中央陳獨秀 1923年5月19日[8] 說到黨的經費緊張情況,馬林在1923年6月2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說:「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已告結束。事實表明,黨現有黨員420名,其中工人160名,但應指出以下情況:1、繳納黨費的黨員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個工作幾乎都是依靠外國經費;3、多數黨員沒有職業。」[9] 此前,即5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紅色工會國際2,000金盧布的款項,要求各半用於工會工作和召開第二次勞動大會。馬林給國際書記處的信說:「對於整個中國的工會工作來說,2,000金盧布為數不算多;可是以前我們的中國朋友沒有這筆錢,所有的開支都不得不從黨的經費中支付。1,000金盧布作為第二次(勞動)全體大會的費用是絕對不夠的⋯⋯這次大會應有400–500名代表出席。估計還要花費15,000–20,000。當然不可能弄到這麼多錢作大會費用;可是即令大大削減代表的數目,接到這筆款子也只夠應付準備工作。」馬林的這個估計來自陳獨秀。第二天,馬林給國際的工作報告說:「勞動大會正在籌備⋯⋯黨中央同意工會國際的見解,認為鐵路大罷工失敗(指二七大罷工——引者)以後,最好舉行一次盛大的代表大會,但是現收到1,000金盧布不敷籌備大會之用,陳獨秀認為,召開一次400名代表參加的大會須有15,000墨西哥元。」[10] 因此,這次準備在6月20日召開的勞動大會,終於流產,拖到1925年才舉行。而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創造了輝煌的新文化運動,一直火爆,但到1922年7月出到九卷六號,終於主要因經費困難而停刊了。因此,黨中央不得不向國際請求每月1,000–1,400盧布的援助。其中650盧布用於工會工作,770盧布作為政治工作和宣傳的費用。馬林對國際說:「這個數目對中國來說肯定是不會太多的」,「罷工的失敗確實使這個小黨處境艱難,我想支持中央委員會的請求,建議你們批准至少從7月到今年年底這個期間每月資助14,000盧布。」但同時,馬林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內又說:「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現在幾乎一切都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資助開支⋯⋯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11] 陳獨秀是個硬漢子,本來就反對拿人家的錢——「僱用革命」。聽了這樣的話,看到黨這樣的處境,內心自然很不是滋味。所以,陳獨秀在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同時,還要親自製作詳細的預算和每一筆開支的帳目報告給國際。在馬林檔案中,就有一份陳獨秀作的「支持擬議中的國民會議進行宣傳工作所需費用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人運動每月預算表」。[12] 黨的經費是如此的困難,陳獨秀的經濟當然也就更困難,如上述馬林報告所述,如果他真有富裕的錢,也要像那十分之一的黨員那樣,先應該交黨費。自從他離粵上任中共領導人以後,就成了沒有職業的職業革命家,沒有固定的經濟收入。當時脫產的共產黨幹部,組織上只給每月30至40元的生活費。陳獨秀即使要了也難以維持一家四口人的開銷。他雖然常給黨刊寫文章,但那是黨的工作,是沒有稿費的。1919年五四運動後,他被聘為商務印書館館外名譽編輯,但這時,他表示月薪不必多(當時商務招聘館外名流為館外編輯,月薪高至五、六百元),編輯事務也不願太繁重。因為他主要工作是辦黨。願任商務名譽編輯,不過為維持生活。結果說定:「月薪三百。」——這說明,他要是不搞政治,不搞革命,可以過相當優裕的生活,至少像胡適那樣。說是月薪三百,他是一個無功不受祿的人,實際上他當時無力為商務編輯或寫作,商務是不會白白給他錢的,他也不會白拿人家的錢。這可以從他當時的生活常常發生困難得到證明。 他的生活費,主要是1922年亞東版的《獨秀文存》的版費。沒錢了,他就到亞東圖書館去,但又「從不開口」向汪孟鄒要錢。老朋友相知有素,汪每次「見他坐的時候多了,總要問他一句:『拿一點錢吧?』他點點頭,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就去了」。可見,這位當年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北京大學拿月薪三百元大洋的文科學長、又任過廣東省教育委員長的共產黨總書記,現在窘迫到甚麼程度。 實際上,當時他家(嗣父陳昔凡)雖然生意破產,家底厚實,還是很有錢的。雖然因婚姻與革命,他與家裏搞得很僵,但經濟上對他是不吝嗇的。有一次他到北京,他家開的一所大鋪子(在琉璃廠,專賣字畫古董的「崇實齋」)的掌櫃聽說小東人來了,請他到鋪子去一趟,賞個面子。他說「鋪子不是我的」,始終不肯進去。所以,他每次去亞東支錢,那些夥計(都是安徽人,與陳獨秀相熟)總不免要議論一番:他家有錢哩!他不管怎麼樣,再也不要用家裏一個錢,真是個硬漢子。可是他一個人當光棍硬漢子好辦,妻子兒女怎麼活,況且君曼又得了肺病。 於是,君曼每次與陳獨秀見面就吵架。汪孟鄒多次勸解無效。到1924年,國共合作實現後,既要協調與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鮑羅廷的關係,又要處理與國民黨的矛盾,更要領導全國的黨務和革命運動,當時中央主持工作的幹部又少,陳獨秀更是忙得焦頭爛額,更無精力顧及家庭生活。與君曼的感情終於破裂。雙方曾一度協議離婚,後經汪孟鄒勸說,未離。大約在1924年,君曼為了節省生活費用,攜兩個孩子到南京居住。南京東廠街(今秀山公園旁)有君曼娘家的幾間破草屋。陳子美認為母親是最理解陳獨秀的,讀過許多陳獨秀的文章,「母親能成全父親,瞭解大丈夫志在四方,自己則默默地帶着兩孩子隱居他鄉,讓父親無後顧之憂」。[13] 揭開「神秘情人」的面紗 可是,性如烈火的陳獨秀,在情字上也是一匹狂放不羈的野馬。分居後,耐不住感情上的寂寞,終於與一位女醫生發生感情。這不是陳獨秀故意喜新厭舊、尋花問柳的風流韻事,而是在地下生活被「隔離」的特殊的孤獨狀態下,碰到一個能給予溫情的異性朋友,接受這份感情,乃人的本能所為。人生猶如旅途,有時很累,很艱難,很孤獨,需要外來的溫暖、安慰和幫助。要有一個心靈的港灣,憩息、補充給養、以備繼續跋涉。所以,陳獨秀這次戀情及以後與潘蘭珍的結合,與「富貴思淫欲」有本質的區別。按照當時陳獨秀的經濟狀況,陳獨秀無力幫助高君曼,同樣也不可能有錢揮霍在情人身上。因此二人關係也是純潔的,似乎對此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從世俗的眼光來看,他先是停妻再娶,這次又拋棄在困境中的高君曼,確有「不仁不義」之嫌,所以,這種事是最難說清楚的。 陳獨秀與三夫人潘蘭珍 陳獨秀的「地下戀情」,終於慢慢「失密」。先是同志們若有所感,看着他每次來看文件或開會,修飾穿着得比較整齊,猜想他一定有一個女伴照顧着他。當時在中宣部工作的鄭超麟說:彭述之猜這人大概是一個女學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陳獨秀的。「我們有時用話去引陳獨秀洩露秘密,但每次都失敗了。話一說到邊緣,他便閉口不談。」[14]但是,這種事還是女人最敏感。1925年10月,終於被南京來上海的高君曼識破,與陳獨秀大吵一場。 10月13日,汪孟鄒的日記寫道:「晚8時,仲翁(即獨秀——引者)來,想見君曼女士。」 14日日記寫道:「昨晚仲翁走後,他的夫人君曼女士來,相左未見」;她只站着和我談話,抱怨陳獨秀不管她。 汪孟鄒和汪原放叔侄勸說道:「仲甫太忙,也沒有辦法。黨裏事務繁多,他哪有功夫問家。」 這麼一來,君曼就忍不住把一肚子的委屈噴發出來:說她去看病,窮人害了富病了,「我到南京去是為要省一點(在上海每月百十來元),南京生活程度低。但到寧後,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給我,太少了。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嗎?」而他「倒拿經濟接濟心愛的人,過天上的好日子。」 其實如上所述,他哪有錢「接濟心愛的人」,更沒有「過天上的好日子」,不過是苦中找樂,孤獨中找點安慰,繁重而緊張的政治鬥爭中獲得一點精神上的憩息而已。 大約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陳獨秀突然不來中央機關看文件了。因為沒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沒有辦法找他。中央秘書處秘書任作民首先恐慌起來,報告了主席團成員張國燾、瞿秋白、彭述之,「他們也恐慌起來」。任作民在《民國日報》上登載尋人廣告,也沒有反應。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來上海彙報或開會,見不到父親,到亞東圖書館找汪孟鄒,想得到一絲訊息,也毫無所獲,急得這個從來不叫父親、只稱「同志」硬漢子也啼哭起來。可見他也與父親一樣,並非無情,而只是把感情隱藏在心底深處。一天天過去,大家近於絕望了,作了最壞的思想準備,以為軍閥和帝國主義秘密逮捕了陳獨秀,秘密處死了。江浙區委甚至派高爾柏回松江去打聽。江蘇省長陳陶遺是松江人,與高爾柏有親戚關係,想從陳陶遺口中得到一點風聲。結果也不得要領。於是,大家都以為陳獨秀已經死了。張國燾在與工人部閒談時,甚至說:「老頭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這個下場。」說着差不多要哭出來。 中共中央總書記失蹤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兩個頂重要的問題」:一是陳獨秀「已經月餘與中央局隔絕消息⋯⋯國際來電主張中央遷移」,遷到北京或廣州。因為考慮到國內外「各種反動勢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黨中央機關」;二是對待國民黨北伐的態度。[15]但是,中央通告說:「當會議初開,即接仲甫同志由滬來電,謂已經能扶病視事」,於是中央遷移之事暫時擱置。 仲甫因病而「失蹤」月餘,是事後聽陳獨秀本人的解釋。當天,陳延年懷着悲痛的心情回廣州已經上船了,中央交通員立即到輪船上把他找回來,父子又一次在驚喜中相聚。陳獨秀向大家解釋說:他生了傷寒病,進了醫院,做醫生的女伴服侍他。陳為自己的冒失行為開脫說:他原先已經告訴任作民要好多天不來辦公的;他也看到《民國日報》上的尋人廣告,但以為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會。他就是這樣的人,有一點自由主義,不知道他這個中共總書記的重要性,以至造成這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同志們給了他批評。他當然不得不接受,答應以後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這個「神秘的情人」叫甚麼名字?是怎麼樣的人?還是不告訴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後來,陳獨秀、任作民先後去世,人們以為陳獨秀的這個謎永遠不會揭開了。不料想,半個多世紀以後,一個在新疆建設兵團工作的年輕人張軍輝,在整理原上海電影製片廠工作的母親陳虹的遺物時,意外地發現在外祖母的照片大鏡框背後,重疊隱藏着一張同樣大的陳獨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一個美麗而不俗的名字。職業是醫生。終於揭開了陳獨秀這位「神秘情人」的面紗。這個現象說明當初這對情人感情之深,施芝英的心中也一直深藏着陳獨秀這個人和與他相處的這一段浪漫生活。可見陳獨秀此人的魅力,雖然其貌不揚。 這時的中國,由於改革開放造成的輕鬆環境解除了人們對「陳獨秀」這個名字的恐懼感,在新疆工作的這個年輕人,這時也明白為甚麼他母親當初硬要認陳獨秀為父親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慘遭迫害的原因所在。他就夥同另兩位兄弟姐妹,三人共同向中共中央寫信,說要認親——認陳獨秀後代傳人,而陳獨秀是他們的外祖父,他們是陳獨秀的外孫,做起了與他們的母親同樣的夢。又說母親陳虹和外祖母施芝英先後在文革中——1969、1973年病故。眾所周知,由於江青在30年代以「藍蘋」藝名在上海電影製片廠混跡過,為了掩蓋她在這段生活中那些不可告人的醜事(有一張坐在青紅幫頭子杜月笙大腿上的裸照),上影廠是文革中受到暴力摧殘的重災區,許多著名的演職人員,受盡殘酷迫害,有的死於非命。陳虹的死,之後施芝英的死,以及他們的子女去新疆「建設」,乃並不偶然。 三位年輕人並不知道,陳獨秀問題的複雜性,遠遠超出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般的冤假錯案。它是中共一部左傾史的沉澱物,更涉及中共頭30–40年的主宰——聯共黨及共產國際的歷史的大問題。也就是說無論中共黨史及聯共與共產國際史,都要推翻重寫。所以,當時以憂國憂民、滿懷激情做撥亂反正、推翻了許多冤假錯案的胡耀邦總書記,雖然對陳獨秀案也給予了同情和關注,並專門派人在1979年4月26日給這位年輕人去了長途電話,表示中央將對陳獨秀功過重新評價,詢問他們現在的生活狀況及要求。[16]但是,當他們幾次提出簡單的要求時,卻再也杳無音訊了。於是他們尋求社會的幫助,向廖承志等著名人士反映和呼籲。有一份材料轉到了已過八旬的歷史見證人鄭超麟的手裏,於是,鄭超麟終於知道了這個隱藏在心中60多年的陳獨秀「神秘情人」真相,並把記憶碎片粘合起來,提供出更多的故事。 他說:陳獨秀這位醫生女伴,看來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兩人同居要對陳獨秀的朋友絕對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個條件。」可是,這個小家庭持續時間也不長,大概只有一年多。上海第三次暴動前不久(1927年2、3月間),陳獨秀住到中央宣傳部來,在北四川路橫濱橋南邊安慎坊今33號。「我把自己的房間三樓亭子間讓給他住,我睡辦公室去。陳獨秀在這個地方聽彙報,約見幹部(例如,顧順章指揮杭州暴動成功到上海來,周恩來就帶他來這裏同陳獨秀見面),遙控暴動戰鬥,起草《汪陳宣言》,等等。我當時以為他是為了便於指揮暴動才住到中央宣傳部來的,誰知那時他是無家可歸。這個小家庭怎樣破裂,我不知道,但後來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17] 「這個小家庭怎樣破裂」,其實也不難推測。陳獨秀可以向黨內同志隱瞞這個情人和這個小家庭,但是難以向這個情人永遠隱瞞他的真實身份。在北伐戰爭轟轟烈烈,一直打到上海附近時,陳獨秀為策劃並親自指揮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動,天天早出晚歸,行蹤詭秘,怎能讓施芝英放心。即使陳獨秀不能告訴他的真實身份,也難以說清自己每天的行蹤。如果她知道陳獨秀的真實身份,幹着「造反」、「殺頭」的最危險的事體,一個熱愛生活而沒有革命觀的女人,是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她那裏知道,情況還不僅如此,這個多情的男子,乃是當局要緝拿的、報紙上天天形容是「共產共妻」、「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共匪巨首」!同樣,雖然不知道陳獨秀的真實身份,男方每天如此神秘的行蹤,也令女方沒有安全感。 就這樣,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陳獨秀與施芝英分手了。陳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只得住到中央宣傳部來。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在南京出獄後到武漢,因在武漢接連發表抗日演講,頻頻在媒體上露面。某日,陳虹找到陳獨秀,自稱是他的女兒。陳當面告訴她:你不是我的女兒,你是你母親的養女。從上海電影製片廠保存的陳虹檔案中看到,陳虹自填出生於1921年,到施、陳同居時(1925、1926年)已經是4、5歲的女孩了。所以,陳獨秀的說法是對的。但是,陳虹也沒有錯,因為在施芝英領養這一年中,也是施與陳的同居期,所以,陳虹也可以理所當然地把陳獨秀認作「養父」。因為陳獨秀與施芝英相好的日子裏,這個女孩還小,不懂事。以後十來年,陳獨秀又是被國民黨政府萬金懸賞緝拿的「共匪首領」。施芝英自然也不敢告訴已經長大起來的陳虹關於陳獨秀的事。現在,陳獨秀成為經常見報的「大名人」,於是,施本人因為已嫁他人不好出面,就讓陳虹來認這個「父親」,這也在情理之中。要不然,當年4、5歲的陳虹,哪還會有陳獨秀這位「養父」的印象。不過,對於陳獨秀來說:既然當初那段情戀是秘密同居,也就不好相認,況且又不是親身骨肉,再加上自己還在「浪跡」之中,前途未卜,何必接受這個累贅。對此,當時武漢的反動報紙就很感興趣,並借機渲染,說陳獨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但是,陳獨秀既然不認此事,炒作一陣後,也就平息了。從此,無論是施芝英還是陳虹,再也沒有來打擾陳獨秀,只把那股思念埋藏在心底,像陳獨秀的那張照片重疊在施芝英那張大照片背後,鑲嵌在鏡框裏。施芝英的這點隱私,竟然瞞過了與她同床共枕幾十年的丈夫王蔚如。可見這「情」字了得! 可是,陳虹卻萬萬沒有想到,為了敬仰陳獨秀這個名人而要求陳認她為「女兒」這件事,卻給她後半生及其子女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兒孫的坎坷人生 說到陳獨秀的兒孫,受到衝擊最大的要算是女兒陳子美和他的兒女們、小兒子陳鶴年和他的兒女,以及自稱是陳獨秀女兒的陳虹和她的兒女。 陳獨秀之女——陳子美 在幼年當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的女兒、有過三年美好生活回憶的陳子美,1925年因中共總書記、父親的安全,不得不與母親一起與父親分離,到南京居住。1931年母親去世時,她才十九歲,在杭州電信局工作。母親過早地離開人世,父親又不能聯絡,一下子把她拋進孤獨的深淵,不久便與比她大十歲的男子有婦之夫張國祥結婚。可是張並沒有告訴她已有妻室。婚後生了五個子女。在日本侵略的烽火中,他們轉輾流亡上海、重慶,吃盡苦頭。最後落腳在日本統治下的山東泰州。因生活困難,陳子美經常奔波於泰州、上海、南京之間,做小生意,時稱「跑單幫」。這是一種不適宜女人幹的很辛苦、很危險的工作,特別是日偽軍封鎖各交通要道的環境中,等於是在刺刀下討生活。她身上有陳獨秀的遺傳基因,膽大心細,活動能力很強,富於冒險精神。不料想如此在外奔波沒有出事,後院卻着起火來。在家的張國祥又尋新歡,一再欺騙和愚弄陳子美,她忍無可忍,毅然與張離婚,來到上海。出於母愛的本能,她本欲把幾個孩子帶在身邊,但被張拒絕。到滬後,她繼續靠跑單幫生活,後與一位叫李煥照的男子結婚。李比她小十歲,深切同情她的遭遇。二人生有兩個兒子。1949年上海解放後,新政府推行「新式接生法」,子美在重慶時學過婦產科技術,就當上了里弄裏的「接生員」,因技術好、服務態度好,頗受各方讚揚。但是,好日子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來,這場聲稱重點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運動,竟然還要翻出「中共十次路線鬥爭歷史」,於是,「第一次機會主義路線頭子」陳獨秀首當其衝。死人走了,鬥活人,災難終於落到了陳獨秀的後代身上。中國幾千年帝王專制「株連九族」的醜惡傳統,在20世紀下半葉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下,竟然還如此的猖狂。一個循規蹈矩過着平靜生活的普通老百姓陳子美,被拖到大街上,掛上「大右派陳獨秀的孝子賢孫」,遊街示眾,反復批鬥,受盡折磨和污辱。 但是,突然而降的橫禍,倒又一次喚起她血液中的陳獨秀精神。她不願像千萬個受害者那樣,逆來順受,任人宰割。1970年,58歲的陳子美,在一天夜裏,帶着「紅衛兵」給她的遍體鱗傷,身繫五、六隻醬油桶做成的「救生圈」,在海上漂泊了十多個小時,偷渡到香港。從此,杳無音訊約27年。幾乎所有的人都以為她已經不在人世,還有人說她「自殺」了。 1997年9月14日,中國《環球時報》發表了該報駐聯合國特派記者吳琳琳女士寫的一篇報導,終於揭開了陳子美離開大陸後的新傳奇。 她到香港後,因躲避港英當局將偷渡客遣返大陸,又吃盡千辛萬苦,最後亡命美國。1989年加入美國籍。在這個過程中,她又把兩個在國內學校中同樣因「陳獨秀問題」受到迫害的兒子接到美國,並幫助他們成家立業。1991年以後,因年邁多病失去勞動能力,靠政府補助金過日子,到1997年已積欠公寓管理費達一萬四千美元。公寓管理公司於這年5月向法院提起訴訟,限令其交納此款,否則到期不交,她將被趕出公寓,流落街頭,後果不堪設想。《環球時報》報導「陳獨秀女兒在紐約陷於困境」後,引起國內外華人的熱情關注。筆者主持的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向中共中央呼籲救助陳子美,並在社會上發起募捐運動。[18]最後,老人得到了以「中華海外聯誼會」名義提供的九千美元的經濟援助,終於度過難關。老人感謝國人和華僑同胞的關懷,曾想回祖國看看,最後因體弱多病,醫生勸阻不能遠行,未能遂願,2004年4月14日,在遺憾和孤獨中客死紐約。[19] 關於陳鶴年在父母分離、母親去世後的經歷更是坎坷。他出生於1913年反袁鬥爭之時,那時是革命連遭失敗時期,因此他也隨父母四處逃亡,特別是未離母親一步,直到高君曼去世。在這個過程中,給他最大的溫暖是偉大的母愛。因此他與母親的感情無比深切。直到90年代,他還對自己的女兒陳禎祥說:「你的奶奶不但長得秀氣、文靜、漂亮,性情也極溫和、善良,真是一位慈愛的母親。她還很有文學修養,不僅懂得古體詩,還會做格律詩,講故事。她講起故事來,娓娓動聽,總是讓人聽得入神、入迷。」[20]他與父親陳獨秀雖因母親關係頗有怨恨,但畢竟還有骨肉之情,並有過北京大學時期的美好時光,因此母親去世第二年陳獨秀被捕入獄後,立即去南京探望,並提出要幫助陳獨秀越獄逃跑的天真想法,被陳斥之為「胡鬧」。他並不因此生氣,還是經常去看望父親,並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當時他在南京《民聲報》工作。陳獨秀獄中寫的《辯訴狀》,十分精彩,他曾拿去《民聲報》秘密印刷後在社會上散發,發生很大影響。 後來,陳鶴年為了繼續深造,轉輾到北平入致誠中學讀高中三年級,半工半讀。不久與同校女生許桂馨結婚。1935年在日本侵吞華北時,夫婦倆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陳獨秀的基因又發揮作用,他成為「北平三大領袖之一」。之後,即加入共產黨的周邊組織「民族青年先鋒隊」(簡稱「民先隊」。1936年,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青團解散,民先隊即代替共青團)。北平淪陷後,他成為中共北京西山遊擊隊的交通員,在城內做秘密工作。後來暴露,想去延安未成,一家人轉輾逃亡天津、上海、香港、桂林、桂平等地,在戰亂中,失去了組織關係,飽經苦難。抗戰勝利後,又因是陳獨秀的兒子,被國民黨當局逼走香港,考進《星島日報》工作,繼而又學父親陳獨秀自己辦了一個刊物——《少年文藝》(讀者對象主要是青年)。1949年大陸解放後,該刊站在共產黨立場上宣傳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生平事蹟和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因港英當局查禁改名為《新少年》。他們全家原本想遷回國內,但許桂馨帶着四個孩子先行回國,滿懷激情參加新中國的建設時,卻因「陳獨秀問題」遭到不公正待遇。一說許桂馨是陳獨秀的兒媳,連工作都難找,「幼稚園都不要我」,最後到一家職工醫院先做掛號工作,後到藥房,直到退休。大女兒陳禎祥,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受盡折磨;二女兒陳禎榮(陳紅)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三女兒陳禎慶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許桂馨更被誣陷為「特務」。因此,陳鶴年的暫留香港,成為常滯,直到2000年12月19日逝世。所幸他們都活到了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看到了大陸的轉折,一切莫須有的罪名得到洗刷。 那位自稱是陳獨秀的女兒、實為施芝英養女的陳虹,後來進入新四軍蘇南軍區文工團(現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工作,跟隨部隊(新四軍,然後是解放軍)轉戰南北,後經人介紹與在上海做中共地下工作的張燕認識,1949年結婚,解放後進入上海電影製片廠化妝組工作。張燕則在上影樂團工作,1960年病逝。陳虹「為社會主義事業勤奮工作」,並撫養三個孩子長大成人,但沒有想到,因為說過自己是「陳獨秀女兒」的話,使她和兒女以後的生活遭受許多苦難。 她的兒子在致廖承志的信中控訴道:在「陳獨秀問題」壓迫下,「母親只有抱着立功贖罪的態度,在從事社會主義事業中勤奮努力地工作。但幾十年中冷嘲熱諷,我們同母親一起,忍受着世上的辱駡、鄙視。文革期間又因『陳獨秀女兒』受株連迫害,隔離,批鬥、勞動、寫交待,受盡欺辱。他們逼迫母親寫『與陳獨秀的罪惡勾當』。母親終於被折磨成重病纏身。他們照樣不放過批鬥、寫交代。一直到她肝硬化腹水無法下床,還讓我代替她寫交待。但批鬥會仍不放過。母親必須挺着膨脹的肚子去參加批鬥會。1969年7月21日凌晨,終於死在上海廣慈醫院。病危和火化時,廠裏沒有一個人來看望。」 我們三個母親的子女,也因此被分配在新疆石河子農場「工作」,受盡折磨,並且至今不得返回上海。[21] 話又得說回來,毛澤東有時還念舊情,如像在1945年說陳獨秀是「五四時期的總司令」那樣,1953年底,毛澤東視察各地乘船路過安慶時,與安慶地委書記談話,問到陳獨秀問題時說:「陳獨秀晚年犯錯誤不小,但在黨的啟蒙運動時是有功勞的,其功不可磨滅。他就是這個地方人,可能還有家屬,你們去訪問一下,若有家屬要給予適當照顧。」據陳松年說:「這以後政府給我家每季度補貼30元,後來省委統戰部通知,每月給我家補貼30元,一直到現在(1979)沒有中斷過。」[22]這筆錢,相當於當時一個月工人的中等工資。所以,在陳獨秀的家屬中,高大眾元配夫人一系包括陳松年及其四個子女,一直沒有受到衝擊。 上述那樣家屬及關係人受到迫害,似與毛澤東本人無關,只是如他發動文革打開潘朵拉魔盒,後果之惡,他已無法控制。 陳獨秀的夫人高曉岚,又名高大眾 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 陳獨秀自己這樣處理家庭與愛情,作為共產黨的總書記,又怎麼樣處理黨員的戀愛與家庭糾紛呢?這是人們很感興趣的問題。鄭超麟先生在1945年寫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戀愛與革命」寫二、三十年代中共第一代領導人中的戀愛故事與糾紛,以及陳獨秀處理這些糾紛的情況。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大陸的「第一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在1980年以「現代史料出版社」的名義出版這部「供內部參考」的《鄭超麟回憶錄》時,不得不把這一節全部刪除。後來,在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的《史事與回憶》中,才恢復了這一節。本書只是通過陳獨秀怎樣處理革命中同志們的戀愛問題,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反映陳獨秀處理問題的原則和人格。 中國共產黨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成立的,而且除了陳獨秀、李大釗、林伯渠等少數中年人之外,早期共產黨人都是青年人。新文化運動所提倡和帶來的思想解放,反對舊倫理觀念的束縛,受到廣大青年的熱烈歡迎,特別是性解放,反應更為強烈。青年們(主要是城市知識青年)一下子從長期的封建包辦婚姻的禁錮中沖出來,自由戀愛,自由結合,一時成為時尚,令其他的人們瞠目結舌。但由此也發生不少三角或多角戀愛的糾紛事件。這種情景自然也反映到黨內來。陳獨秀作為黨的領導人,除了領導革命工作外,也要經常處理同志們的這類糾紛。例如,尹寬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他曾與趙世炎、周恩來等一道赴法勤工儉學,是中共旅歐支部創始人之一。1925年到山東任地委書記兼濟南市委書記。中共一大前,山東黨組織三位創始人之一王翔千有一個不到20歲的的女兒——王辯,特別疼愛,視為掌上明珠,介紹到共青團裏來,受共產主義教育,參加革命工作,對她寄予很大希望。然而,王辯與尹寬接觸後,就愛上了他。每次聽尹寬在會議上講話,那風趣而激情的話語、廣博而新鮮的馬列主義知識,把她緊緊地吸收住。她總是如癡如醉地聽着,表現出十分欽佩的神情,似乎把尹寬看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化身。山東當時的工作開展得較好,她也認為是尹寬的功勞,對尹有一點個人崇拜。尹寬很快感受到了王辯的感情,對她也多加關照。於是,這年8月,當他奉中央之命調上海工作時,臨走前夕,寫了一個紙條給王辯,要她隨同到上海去。姑娘毫不猶豫地收拾了簡單的行裝,跟他走了。結果在山東發生了一場很大的風波。 山東的黨員同志幾乎全體鬧了起來,要求中央開除尹寬的黨籍,說他拐帶王翔千的女兒逃到上海。王翔千本人更是要帶刀來上海,與尹寬拼老命。山東的同志都支持他。 尹寬調上海後,先是任上海區委書記,可能是這個原因,很快下台,轉任區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感到很棘手。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陳獨秀當然不願向這種封建落後意識讓步,但此事已經在山東黨內激起公憤,嚴重影響黨的工作,也不能置之不理。做了許多工作以後,王翔千和山東的同志漸漸冷靜下來,見中央不可能答應他們的要求,便自動讓步,要求尹、王二人舉行正式婚禮,並請陳獨秀(黨中央總書記)、惲代英(團中央宣傳部長)兩人做證婚人。中央擔心開了這個先例,別人效法,也沒有答應。問題就掛了一段時間。陳獨秀雖然本人主張戀愛自由,不想插手,但他又有一條原則:黨的幹部戀愛自由,不能影響革命工作。所以,他還是積極想辦法妥善處理這個問題。 正好這時尹寬舊病復發,也是肺結核,大口吐血。這種病有傳染性,王辯為情,毫不畏縮,盡力服侍他。尹寬一時很悲觀,想到自己會一病不起。有一天對王說:「我死了,你怎麼辦?某某兩同志還沒有愛人,你選擇一個好麼?」王辯搖搖頭說:「你死了,我終身不再愛人。」[23]於是,中央決定:尹寬離職養病,由王一飛代理他的上海區委書記兼宣傳部的工作,然後,中央任命由羅亦農任書記。王辯去莫斯科讀書。 雖然沒有開除尹寬的黨籍,也沒有拆散尹與王的關係,但王翔千和山東的同志們也只好收場了。 鄭超麟說:當時去莫斯科讀書的,有好幾位女同志。她們在國內都有愛人,但到莫斯科後都移情別戀。為此,尹寬寢食不安,也擔心王辯變心。當時莫斯科中國留學生男多女少,而且比例懸殊。一般女同志經不起「圍攻」。但王辯是一個例外。莫斯科回來的同志都說尹寬多慮:「你擔心王辯愛了別人,可是王辯在莫斯科是愛情專一的,心心念念不忘你尹寬,好多男同志追他,她都不理會。」事實也果真如此。可見二人是真心相愛,而且愛得很深。 1927年,王辯回國時,正是大革命失敗後黨的困難時期。由於工作的需要和地下鬥爭的危險環境,她和尹寬先後在廣州、上海工作,卻都未能謀面。後來尹寬任安徽省委書記,倆人才調到一起。但那時工作很忙,又天天警惕着被特務和叛徒破獲,倆人雖同居一處,仍沒有工夫共敍舊情。只有一天,稍有閒暇,尹寬打了一點酒,備了一點菜,二人享受了一下生活的樂趣。這樣的革命情侶生活,在當時來說是很正常的。1926年與彭述之同居的女革命家陳碧蘭說:「在我們同居的歲月中,雖然雙方都感到青年之戀的歡樂,但由於我們的工作太忙,我們從沒有閒情逸致一同去看過電影或遊公園,即在戀愛的過程中也是如此,也從未感到這種需要。這便表現着在一個革命上升的時代,私人的生活也是與平時不同的。」[24] 誰料好景不長。不久,安徽共產黨組織終於被國民黨特務破獲,王辯和另一位女同志被捕。尹寬還支持了一段時期,營救無效,以後也逃到上海。王辯出獄時已是1929年秋天。這時尹寬與陳獨秀等人已轉向托派——中共的反對派,反對史太林共產國際為中共六大制訂的路線,擁護聯共反對派領袖托洛斯基為中國托派制訂的路線。按照莫斯科的標準反對派就是「反革命派」。黨中央向王辯介紹情況後,勸她不要再與尹寬見面。但往日的情愛,難以割捨,還希望用愛情的力量把尹寬拉回來。因此,她堅持要見尹寬。某日,二人在虹口公園附近的尹寬住處相見。這時的王辯,已經成熟,失去了少女的羞澀和稚嫩,增長了中共的所謂「黨性」(卻失去了人性)。她當即與尹寬及在場的鄭超麟夫婦爭辯起來,堅決反對托洛斯基主義,勸他們回到黨的路線上來。結果失敗,從此,她拂袖而去,再也不與尹寬見面。 癡情的尹寬,永遠也忘不了王辯的深情。曾天天到猜想是中央機關所在地的某菜市場轉悠,希望遇見王辯。直到解放後,他因托派問題入獄,遇見山東籍的還要打聽王辯的下落。後來終於打聽到,高興地對獄中的鄭超麟說:「王辯還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脫黨,在家中替人殺豬。」 另一位女同志是中共最早的婦女運動領袖向警予。早年參加赴法勤工儉學時與蔡和森是一對情侶,後來結婚,是當時黨內幹部中革命志向上情投意合最早結婚的一對,人人羨慕他們是「模範夫妻」,「最佳情侶」。在男女關係上,她表現得很正統,很嚴肅,看不慣黨內一些浪漫事件。開會或閒談時,陳獨秀有時拿男女關係的事情開玩笑,她在場就會正色嚴詞地提出抗議,弄得老頭子下不了台。別的同志更不敢在她面前放肆。女同志也都害怕她。瞿秋白稱她是「黨內馬克思主義宋學家」。可是,1924年蔡和森調北京區委工作後,她在上海發生了情變,愛上了彭述之(中央宣傳部長)。不久,蔡又奉調回上海準備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在火車站未見她來接,引起懷疑。經多次盤問,她才講出實情,說自己愛上了彭。 第二天,中共中央主席團陳獨秀、彭述之、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加上團中央和上海區委的代表開工作會議,向警予也參加。散會時,蔡站起來說,還有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他說了妻子移情別戀的事。一下子場上氣氛好像是凝固了似的,大家許久不能說話,因為太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最後,陳獨秀說:這要由她自己來決定。她伏案大哭,不肯說一句話。獨秀說:「你究竟愛述之呢,還是愛和森?」也沒有回答。獨秀提這個問題也的確讓她難以回答,特別是當着大家的面,而且是當着和森和述之的面,一個是丈夫,一個情人,叫一個女同志如何啟口。於是,當場開了一個特殊而奇怪的中央會議,也許是中共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中央會議,當着三位當事人的面,討論三角戀愛糾紛,並作出正式決定:獨秀、秋白、國燾三人提議:蔡和向二人一道到莫斯科去,蔡和森去參加共產國際第五屆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然後留駐莫斯科;向警予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她並不反對。於是便作為組織決定執行。為了儘量縮小這個事件對黨的工作的影響,陳獨秀囑咐在場者對此事嚴守秘密。 1925年10月,蔡和向二人服從組織決定去了莫斯科。向警予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婦女部的職務和《民國日報》副刊《婦女週刊》的編輯工作,由剛剛從莫斯科回國的陳碧蘭接任。不久,陳碧蘭與彭述之結合,由同居而結婚,後來經過了幾十年革命戰爭年代急風暴雨、是是非非、生生死死的考驗,一直白頭到老,始終沒有分離,倒是一對真正的「模範夫妻」。 其實這些事不必忌諱或隱瞞,共產黨人也是人,不是聖人,有七情六欲,即使在情愛問題上有些不妥,並不影響一個人的總體形象和評價。如上述王辯、尹寬、向警予、蔡和森,即使發生這類戀愛糾紛,誰會抹殺他們的革命工作、玷污他們的烈士形象呢?陳獨秀本人更是如此。 「不准自由戀愛!」這是封建倫理中的一條重要規矩——甚至訂進了家規、族規、教規等。違犯了這條規矩,重則要處死,西方有當眾吊死在十字架上的,中國則有「沉江」、亂石砸死等酷刑。主持其事者往往是家長、族長等,被稱為「家長主義」。而受害者一般至死不悔,並且堅決反抗並控訴這種不人道的封建倫理。陳獨秀的「自由戀愛不能影響革命」,也算是一條不成文的規矩。他作為總書記,執行這條「黨規」,不過是暫時分離,到莫斯科學習或工作。他本來是宣導自由戀愛的,如此處理,乃不得已而為之,所以,人們說他有「家長主義作風」,也有這一層意思吧!不過,被處理者卻沒有一絲怨言,為了革命大局,自覺作出的一點個人犧牲。所以,「陳獨秀的家長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黨內青年同志自覺擁護的,而且在多數情況下是因為青年人參加革命後的稚嫩,需要陳獨秀的教誨和幫助的產物,說他「家長」、「老頭子」、「老先生」,帶有一種親昵的情感,不像是後來他被共產國際「打倒」後、有些人故意醜化他的那樣——「專橫跋扈」。 陳獨秀在上海舊居 注釋 [注1]《訪問陳松年談話記錄》(劉祿開、李永堂整理),1979年7月25、26日。 [注2]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慶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一輯(1980),頁15。 [注3]〈新青年〉,《新青年》,第2卷,第1號,1916年9月1日。 [注4]〈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7月1日。 [注5]潘贊化:〈我所知道的安慶兩個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省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安徽革命史研究資料》,第一輯(1980),頁15。 [注6]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 [注7]吳琳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美陷於困境〉,《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 [注8]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13/3136號,陳獨秀英文手稿,《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50–151。 [注9]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1/306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43。 [注10]斯內夫利特檔案第230/3055號,297/3060,《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182–193。 [注11]馬林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和薩法羅夫的信(1923年7月3日),斯內夫利特檔案第300/3076號,《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78、279。 [注12]《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284、274。 [注13]吳琳琳:〈陳獨秀之女陳子美在美陷於困境〉,《環球時報》,1997年9月14日。 [注14]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27。 [注15]〈中央通告第七十九號〉(1926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頁46。 [注16]參見張軍輝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注17]鄭超麟:〈陳獨秀在上海住過的地方〉,《懷舊集》(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頁229。 [注18]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特別呼籲:捐助在紐約陷於困境的陳獨秀女兒陳子美〉,《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1期,1997年10月;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為救助陳子美給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封信〉(1998年2月1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3期,1998年2月。 [注19]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關於陳子美在紐約解困公告〉,1998年4月30日,《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4期,1998年8月;〈紐約陳子美來信〉,《陳獨秀研究動態》,第15期,1999年1月。《陳獨秀與中國》總(41),2004年6月1日。 [注20]孫其明:《陳獨秀身世婚戀後代》(濟南:濟南出版社,1995),頁176。 [注21]張軍輝致廖承志的信(1980年5月4日),油印件。 [注22]《訪問陳松年同志談話記錄》(1979年5月25、26日,林茂生、王樹棣訪記),未刊稿。 [注23]鄭超麟:《記尹寬》(香港:春燕出版社,1997),頁64。本節有關王辯的情節主要取材於該書。 [注24]陳碧蘭:《我的回憶——一個中國革命者的回顧》(香港:十月書屋,1994),頁174–175。 八 莫斯科路線的重大轉折(1925–1926) 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 如上所述,1925年8月前,陳獨秀能抵制鮑羅廷、孫中山策劃的控制中共的「國際聯絡委員會」,又能領導「五卅」運動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共在國民黨組織內和實際運動中,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領導權。所以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這時期莫斯科共產國際的路線對帝國主義比較強硬,實施進攻的策略;在國共關係上,也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 但是,這條路線從1925年秋天以後,隨着國際和中國形勢的變化,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一是這年10–12月,德國與法國、德國與比利時先後簽訂了邊界協定,蘇聯當局認為這是歐洲吸收德國建立「反蘇聯盟」,助長了德國帝國主義的氣焰。二是蘇聯和中共大力援助的中國北方的馮玉祥國民軍,在反直系、反奉系的戰爭,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出兵干涉,於11月轉勝為敗;中共北方區委領導的乘機推翻段祺瑞北京政府的「首都革命」也遭挫折。而在國民黨內,由於中共及其領導的工農運動在五卅運動中的強大發展,中共黨員總數從四大時的900多人,9月發展到9,000多人。引起了國民黨內資產階級特別是右派和中派的恐慌。原來就一直反對孫中山三大政策、反對國共合作的老右派,以馮自由、鄒魯、謝持等一批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為首,在孫中山逝世後積極活動,終於在11月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所謂「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非法通過決議反蘇、反共,另立國民黨中央於上海,與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對抗。他們被稱為「西山會議派」,公開分裂國民黨。而在廣州,一方面是由於共產黨員、工人群眾和革命士兵的英勇作戰,取得兩次東征陳炯明和粉碎楊希閔、劉震寰叛亂勝利,鞏固了廣州革命根據地。7月1日將廣州大元帥府正式改組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另一方面,國民黨右派勾結英國帝國主義收買刺客於8月20日刺殺了孫中山逝世後最忠實執行三大政策的左派領袖廖仲愷,結果廣東派中實力最強的胡漢民和許崇智被懷疑而驅逐出廣州。許的國民政府軍事部長一職被蔣介石接替。蔣又是黃埔軍校校長、國民軍第一軍軍長。原來被視為「中派」的戴季陶(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長)、蔣介石等人,也開始轉變為「新右派」,對蘇俄和中共採取又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公開要爭奪革命領導權。戴季陶甚至公開散發他寫的小冊子《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叫嚷「共信不立,團結不固」;要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要麼脫離共產黨,要麼退出國民黨。國民黨的分裂,造成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嚴重危機。 面對如此複雜的形勢,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駐華代表,在俄國外交方針和指導中國革命路線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陳獨秀黨中央也被牽扯其中,後來成為最大的受害者。 首先,當時,維經斯基在幫助中共中央以策略性的退卻做好五卅運動的善後工作後,就與陳獨秀共同籌備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他在8月19日和9月28日給莫斯科的兩個書面報告中,表示了他與陳獨秀以下共同的意見:對鮑羅廷的中共工作「一切為了國民黨」的方針不滿。他倆認為從資產階級在五卅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動搖性和爭奪革命領導權的情況,以及國民黨刺殺廖仲愷的事件來看,國共關係應當調整,即「採取與迄今為止不同的形式」,共產黨要積極發展自己的力量(包括在各縣組建農民協會),而不是一味擴大國民黨的力量。[1]在9月28日的報告中,在提到他與陳獨秀商量的意見——將由陳獨秀起草的提供給中共中央四屆二中全會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議決案》時,更明確地提出:「我們採取的方針是,在同國民黨的關係中,要從聯盟轉向聯合。」並且,「現在就需要採取這種過渡方針」。這裏所指的「轉向」,就是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為此決定,「不讓新入黨的黨員,特別是工人黨員加入國民黨」。並且說明,只有在採取這個方針的時候,中共對於國民黨才「不一定要進入領導機構」。並強調現在只做這個「轉向」的「過渡」工作。[2] 這個思想的確是當時陳獨秀的真實思想。陳獨秀在致戴季陶的一封信中批判戴提出的在右派與共產派之間建立一個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單純的國民黨」號召時指出: 戴季陶(1891~1949),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早期幹部和理論家 你如果真有這個企圖,在理論上我們當然不必反對,因為政黨隨着階級分化而演進,本應該是這樣;⋯⋯然而在事實上,我們以為你這個企圖,現在或者還失之稍早。[3] 在公開的宣傳和鬥爭上,陳獨秀必須這樣說,以維護共產國際的黨內合作的方針。但是,實際思想上,他也渴望像戴季陶站在資產階級國民黨立場上思考那樣,站在無產階級共產黨的立場上,希望共產黨能獨立,退出國民黨,成為一個「單純的共產黨」;在共同的革命活動中,可以與國民黨進行黨外的聯合行動。 這是陳第一次公開提出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這個思想早在1924年7月13日陳寫給維經斯基信中、為反對鮑羅廷與孫中山策劃「國際聯絡委員會」以控制共產黨的鬥爭時,就有流露,指出:「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但是,這一次他明白說出這個意見,準備寫進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並讓維經斯基報告給共產國際,結果還是沒有獲准。陳獨秀後來在《告全黨同志書》中回顧說: 是年(即1925年——引者)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我在政治決議案委員會提議:戴季陶的小冊子不是他個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資產階級希圖鞏固自己階級的努力,以控制無產階級而走向反動的表現,我們應該即時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領導群眾,而不為國民黨政策所牽制。當時的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負責同志們一致嚴厲的反對我的提議,說這是暗示中共黨員群眾走向反對國民黨的道路。主張不堅決的我,遂亦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 為了貫徹國際指示,四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非但沒有寫進陳獨秀原先提議、維經斯基也曾贊同的退出國民黨的意見,反而批判了這個意見,指出:「假使認為這種現象,已經是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民黨脫離關係之時,那是一種很大的錯誤。」[4]為甚麼是這樣?因為莫斯科最高當局的確不會同意陳的這個提議。 1925年8月21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在研究了當時的中國形勢後決定:指示中共必須對國民黨「避免加劇關係」。[5] 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東方部政治書記瓦西里耶夫看了維經斯基的8月19日報告和加拉罕在9月16日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後,就給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寫信,毫不掩飾地以「老子黨」的口吻責怪當時的中共犯有「左傾」幼稚病。[6] 接着,這位瓦西里耶夫就根據聯共政治局上述「避免加劇關係」的決定,在9月28日起草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以下簡稱「九二八指示」),要求中共遵循下列原則立即審查同國民黨的關係: (一)對國民黨工作的領導應當非常謹慎地進行; (二)黨團不應發號施令; (三)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 (四)相反,共產黨「應當竭力廣泛吸引(未參加共產黨的)國民黨員⋯⋯參加本國民族解放鬥爭事業的領導工作。」指示還強調:「共產黨的地方委員會應當在這方面細心接受指導」;「俄國工作人員尤其應在這方面接受指導。」[7] 這個指示精神,就是以「謹慎」和「避免加劇關係」為名,不僅令中共在國民黨右派進攻面前全面退讓,而且要主動放棄在國民黨黨、政、軍內的領導職務,實際上就是放棄革命領導權。 一個遠在莫斯科的外國人,只憑一二個書面報告就對中共和中國革命作出這樣評斷和指示,一味批評共產黨符合實際的積極的政策、而絲毫不譴責國民黨右派不反帝只反共的反動行徑。可見當時的陳獨秀黨中央原先保持共產黨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的政策處於怎樣危險的境地。 還要指出,這個指示與一個月前《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關於中國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指示》完全相反。這個指示強調: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大的地方委員會應當組建以這些委員會執行機構中最有威望的成員為首的特別軍事部」;「考慮到國民黨的社會和政治性質,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應當(堅定地、但又必須非常謹慎地)爭取做到,使共產黨(中央、地區、省和地方的)軍事部的領導人一定成為相應的國民黨軍事部的首腦⋯⋯最好是以國民黨的名義基本上像我們紅軍所做的那樣在中國革命軍隊中進行政治工作,小心謹慎地但又堅定不移地爭取使實際領導權一定掌握在我們黨的手裏。」(黑體字是原件所有——引者)[8]而在同一天(8月21日)舉行的聯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會議上,作出過「中共應當通過自己的同志來保持和爭取參加並領導國民黨的軍事工作」的決定。[9] 所以,「九二八」指示是聯共和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由強調保持中共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激進方針,轉向中共向國民黨退讓,成其附庸、苦力、放棄革命領導權的轉捩點,也是中國大革命歷史的轉捩點,更是釀成「陳獨秀大革命悲劇」的轉捩點。因為,從9–12月,如前所述在歐洲和中國發生了一系列嚴重的事件。這條路線的「轉折」,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簡而言之是這樣的。 10月2日,瓦西里耶夫親自向維經斯基回信說:「您8月19日來信是這樣提出問題的:無產階級是領導者,農民、知識份子、中小資產階級是基礎,是中介。應當怎樣理解這一點呢?這難道不是同我們的觀點直接相悖,明顯重複了中國同志的左傾觀點嗎!」——請看,把「無產階級是領導者」的觀點視為「左傾」,不就是再一次要中共放棄領導權嗎!接着,他重申「九二八」指示後,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和陳獨秀要求改變黨內聯盟為黨外聯合的提議,指出若「迷戀於這一新方針,這可能有很大的危險。我們覺得廣州就走在這條道路上,它在不停地拆毀連結共產黨先鋒隊與民主群眾的各種橋樑,要完全孤立中國共產黨,並帶來由此而產生的各種致命的後果。」例如驅逐胡漢民和解除許崇智武裝等「都是我們絕對無法理解的」;「我們收到鮑羅廷發來的每一條新消息,都得到了新的證據,證明廣州因左傾而在陷入孤立和毀滅。」[10]14日,他在給季諾維也夫轉送維經斯基9月28日信時,又說:「我們對錯誤的政治方針的擔心是合乎實際的,⋯⋯很顯然,(中共)黨內和我們的工作人員(主要指維經斯基——引者)中有一種傾向,應當與之進行堅持不懈的鬥爭。我認為,這裏需要我們採取強硬的路線。」[11] 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要求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強硬的路線」,而莫斯科卻要對中共採取「強硬的路線」。 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出廣東,當時陳獨秀黨中央和陳延年為首的廣東區委認為是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的一次重大勝利(雖然也為蔣介石的崛起提供了條件)。這裏再次表明莫斯科與中共在估計當時革命形勢上的巨大差異。 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決議中,雖然陳獨秀和維經斯基放棄並自我批評了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但同時還保留了向黨外聯合過渡的通道,如明確指出「戴季陶等」正在成為新右派:「在國民黨內,假借『真三民主義』的招牌,提出階級妥協的口號來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國民黨左派及共產派。」並說:「假使我們不注意這種右派的階級妥協的意義,也是一種危險的錯誤。所以我們應當找一個與國民黨聯盟的好的方式,最好要不但不束縛無產階級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的聯盟,而且能擴大化。」 為此決定:「現在我們對國民黨的政策,是反對右派而與左派結合密切聯盟,竭力贊助左派和右派鬥爭。」而「實行這種策略的最重要的一個方法,便是到處擴大鞏固我們的黨」具體說來就是:「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完全在我們勢力支配之下的黨部不在此限)」;「在有國民黨左派勢力的地方(尤其是廣東),我們應竭誠與之合作,逼迫他們各級用全力參加民族運動⋯⋯但同時在一切運動中關於階級爭鬥的理論與行動,我們對他們絲毫不能讓步。」[12] 必須指出,這裏說的「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黨部」,是指準備實行退出國民黨的策略而言,而與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有本質的區別。 這次會議決定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左派」隊伍中抽出來,共產黨只是站在「贊助左派」的立場上,讓國民黨左派和右派自己去爭鬥。陳獨秀的意思是共產黨不再包辦代替國民黨的事務,推動左派起來積極負責,也是從共產黨準備退出國民黨的過渡方針考慮的。 對此,傳統觀點批判這次會議把中共對國民黨的政策納入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的機會主義軌道,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須知當時國民黨左派即是共產黨,我們如果不去代替,就無所謂左派,大的錯誤就此鑄成。」這次大會是「不要國民黨的精神,是不要領導權的精神,是較大的錯誤。」 其實,陳獨秀(包括維經斯基)對國共合作後國民黨內國共鬥爭的形勢、國民黨左派沒有力量,共產黨才是真正的「國民黨左派」,這個認識一直是十分清楚的。早在1924年5月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中央第三次擴大全會通過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工作問題的議決案》就明確指出:「國民黨內——對於反帝國主義,民權主義,農民問題的改良政策,對工人利益的讓步問題——便發現兩派的力量。⋯⋯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13]7月13日,當孫中山決定利用右派進攻對共產黨施加壓力時,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更是明確指出:「至於國民黨目前的狀況,我們在那裏只看到了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說那裏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14] 所以,導致後來「退而不出,辦而不包」,使共產黨成為國民黨苦力的根源是莫斯科的「不准退出國民黨」的總方針。 維經斯基在11月11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還為自己和陳獨秀在中共四屆二中全會上制訂的方針——團結國民黨左派、打擊右派,準備過渡到黨外聯合,推動全國的反帝運動——辯護,認為過去幾周的運動表明,我們「正確地對待了國民黨。」因此,「現在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幫助國民黨左派從組織上鞏固自己的影響,並在即將舉行的國民黨代表大會之前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擊敗右派」。[15] 對於上述維經斯基和陳獨秀黨中央為一方,與莫斯科共產國際執委會為另一方的分歧,在1925年10月29日和12月3日兩次由史太林主持的聯共最高當局——政治局會議上,終於得到解決。前一次會議上「伏龍芝的信」和後一次會議上史太林的指示以會議決定的形式作出,其有關內容如下: (一)在中國反帝問題上,「實行旨在在日本和英美之間打入楔子的方針,儘量不損害同日本的關係並容忍中國的現狀對日本有利這一意義上同它進行談判。」對此,決定附錄一《給報界和塔斯社的指示》是:「1、不突出對日本的攻擊;2、指出容忍中國新的局面對日本是有利的,有可能也有必要保持以日本為一方同以中國和蘇聯為另一方的睦鄰關係;3、不鼓吹東方對西歐和美國資本主義的威脅;4、儘量少寫蘇聯在東方事件中的積極作用。」[16]——由此看出,當時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向帝國主義陣營全面退卻。為此,中國也必須停止一切反帝宣傳和行動,以免被人談論「紅色布爾什維克的威脅」。 在1926年4月1日召開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通過的《我們對中國和日本政策問題》,稱這個新政策為「喘息政策」:中國革命「由於歐洲出現某種穩定,⋯⋯國際局勢變得非常嚴峻。國內局勢在最近一個時期由於國民軍的失敗和撤退也惡化了」。因此,不僅蘇聯「需要延長喘息時間,對當時蘇聯在遠東的最大對手日本「需要作出讓步」,並力求同中國現有政府「保持真誠的關係」;中國革命也要與蘇聯外交政策相適應,必須設法「爭取一個喘息的機會」,甚至擱下「國家命運問題」,「容忍南滿在最近一個時期留在日本手中」。1926年4月1日,聯共政治局通過一個重要文件,對此辯解說:這不能錯誤地解釋為「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調整蘇聯和日本國家間的關係」。[17]這種辯解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是一份迫使中國革命服從蘇聯外交利益的最典型的文件。 (二)對待北京政府和北洋軍閥:「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像也在成為民族運動重新爆發的中心。人民軍以及馮玉祥的作用和意義在漸漸消失。人民軍、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等有必要同吳佩孚建立固定關係,這是整個形勢決定的。對中國現時政府方面也一樣。」[18]——這是重溫與吳佩孚政府聯盟的舊夢。 (三)批評中共(包括北京加拉罕、李大釗中共北方區委、維經斯基和上海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在推動反帝運動,支持馮玉祥反對北京政府和直系、奉系軍閥,反對國民黨右派問題上,「採取了過左的方針」;「認為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19] 於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和人民軍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20] 這就是要中共中央徹頭徹尾地執行共產國際的「九二八」指示:在北方為馮玉祥的人民軍抬轎子,在南方為國民黨做苦力。它的出發點,一是希望與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暫時討好,爭取吳佩孚政府對蘇友好;二是國民黨鞏固和擴大,將來代替吳佩孚而建立一個對蘇真正友好的政權。為此必須使中共屈服於帝國主義、吳佩孚和國民黨。 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在12月4日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傳達史太林上述「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時,再次嚴厲批評維經斯基(包括陳獨秀)「太左了,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和影響,而過低估計了帝國主義者和國民黨以外勢力的力量和作用」,批評維、陳的「計劃在總體上和細節上都考慮欠周」為此,史太林的「最高指示」給予了「修正」。[21] 應該指出,當時莫斯科的最高指示主要是針對加拉罕、維經斯基執行的原(1925年秋以前)聯共政治路線——支持馮玉祥反直反奉和推翻北京政府等,從當時階級力量對比來考察,這條路線的確有「左傾」的色彩,但是現在180度大轉彎,而且一刀切,連中共正在進行的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務——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右派都不允許,這使中共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 實際上,聯共中央對當時國際與中國形勢的分析並不正確。因為無論國際或中國形勢的發展,都是不平衡的:「西方不亮東方亮」,即使歐洲出現了聯盟反蘇的形勢,並不意味着在東方就必然出現帝國主義聯合鎮壓中國革命的狀況。「五卅」運動中就是如此。「黑了北方有南方」,馮玉祥在北方的失敗,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並不意味南方也是如此而必須實行退卻。恰恰相反,南方正處於革命高潮的前夜。 所以,陳獨秀實在有點想不通! 大陸現在內部或公開出了好幾本陳獨秀的詩集,但是,都是他早年或晚年寫的。中年幾乎沒有,筆者在收集資料時,只發現一首他1925年秋寫的詩,內容明顯表示對以上形勢特別是國際指示退讓和四屆二中全會上自己「退出國民黨」意見被否定後的不滿、消沉、失望、矛盾心緒的。 1925年陳獨秀詩 羈情脈,感年芳;餘夢愔,入渺茫。 漢世只傳方朔異,[i]南遊空歎老聃亡。 凌秋白塔擎天立,照水枯荷抱月香。 不為鱸魚亦歸去,[ii]黃塵京國使人狂。 乙丑新秋夜坐偶詠 獨秀(陳獨秀印章) 頭兩句(12字),表示了對當時形勢惡劣和自己主張被否定後的低沉心情。「白塔」、「黃塵京國」表明作者在北京所作,應該在北京白塔寺附近,所以坐着也能看到白塔和明月。假如北方的形勢像國際所說這麼糟糕,但南方卻充滿着希望,所以,即使不如張翰那樣回歸南方吃鱸魚,我們也要回歸南方去。正如白塔在凌秋中擎天而立,枯荷在水照中抱着香月。 但是,聯共卻從自己錯誤的形勢分析出發,指導中國革命的整個路線由進攻轉向退卻。在國共合作中,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關係,也應當如此。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先是維經斯基被迫放棄中共退出國民黨的思想,然後再迫使陳獨秀改變主張,毫無保留地貫徹共產國際「九二八」指示。而貫徹這個指示,完成這個「轉折」的標誌,就是在1926年上半年在國民黨二大選舉、「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五一五」整理黨務案事件上一系列的讓步。經過周恩來的歸納,[22]過去人們把這「三大讓步」,說成是形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標誌。現在公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絕密檔案才揭開真相,完全是聯共、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所為,再強加給陳獨秀黨中央。陳獨秀曾抵制過,沒有成功。 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共產國際、聯共是怎樣把陳獨秀當猴耍的:先是陳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他們強迫他加入;再是加入後強調要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當陳這樣做並取得一定成效時,又突然批評他左傾,又強迫他及中共成為國民黨的附庸與苦力。陳本人的悲劇一是對社會的發展沒有深刻的認識和堅定的原則,因此忽左忽右地任人戲弄;二是他領導的中共太弱小,特別是沒有武裝,也只有聽人擺佈。 國民黨「二大」——「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一 關於國民黨「二大」,陳獨秀原來的立場是十分強硬的,而鮑羅廷是右傾的。1925年初,鮑羅廷與中共中央在上海開會,討論有關國民黨二大上選舉新中央委員會的問題。陳獨秀企圖加強共產黨力量,提議從一大時的3人擴大到7人。為此,3月2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報告談到孫中山逝世後的形勢及「我們黨對國民黨的政策」時,又決定:「準備迎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使右派在會上沒有影響。」[23] 但是,鮑羅廷反對中共中央的提案。他在給加拉罕的電報中說:「關於在將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共產黨員人數問題曾一度發生爭執,中央提出7人,我表示反對,為的是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最後,陳獨秀黨中央不得不作了妥協:「同意最低限額——4人」。[24] 「不嚇跑中派和不無謂地刺激右派。」鮑羅廷與莫斯科「避免加劇關係」的聲音完全一致。 當時在上海任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的維爾德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全文引述了鮑羅廷給加拉罕的電報,並評述說:「上周,鮑羅廷同志在前往廣州途中在這裏停留幾天,他同(中共)中央委員會開了幾次會議。會議進程、交換意見情況和相互關係,都給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覺到互相不信任、不真誠、耍外交手腕。」這可能是上次「國際聯絡委員會」事件留下的後遺症。所引的鮑羅廷給加拉罕(當時蘇聯駐華大使及駐華全權代表,領導一切在華工作的蘇聯及共產國際工作人員)電報中,鮑還向加保證,他幫助擬定的《關於國民黨執行孫中山遺囑的宣言》(1925年5月24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中「不會直接攻擊右派」,但是,他卻批評陳獨秀中共中央「落後於對時局的領導」,「中央委員會並沒有給我留下一個緊密團結、有朝氣的機關的印象,罷工之類的地方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面上,否則它就會呆在自己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發出指示。」他甚至強調說:「中央委員會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25]似乎有改組中共中央之意。 上述瓦西里耶夫起草「九二八」指示,除了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之外,另一個根據是加拉罕在9月16日聯共政治局中國委員會上的報告。這個報告在聯共檔案中「沒有找到」,但其內容自然主要是鮑羅廷的這個電報。所以,上述瓦西里耶夫給季諾維耶夫的信及他起草的給中共的「九二八」指示,完全是一個口吻,只批評和管束中共,不譴責國民黨右派。 其實,當時鮑羅廷與陳獨秀黨中央之間的主要矛盾是:鮑羅廷要求中共圍着他這個國民黨的顧問轉,而中共這個當時力量還不大的組織,卻必須照顧全國的工作,難以滿足鮑的要求。維爾德對此較為公正地評價說:「中央委員會與鮑羅廷同志的觀點的主要差別在於後者確信,中央委員會現在就應當把全部力量投向廣州(儘管會損害其他工作),而中央委員會則認為,它在這方面已經盡了最大的可能(張太雷、蔡和森、羅亦農以及其他許多負責人已被派往廣州從事經常性工作。此外,還向那裏的農民學校派去了70人)。如果考慮到緊急派35名積極的工作人員到馮玉祥的軍隊,又派70人去河南軍校,以及全國罷工運動的浪潮,那麼應當肯定中央委員會確實盡了一切可能。」——由此看來,鮑羅廷當時對陳獨秀黨中央的蔑視和指責,是完全沒有道理的,至少是對中國情況瞭解不夠,又想瞎指揮。 但是,8月份,在廣州發生了國民黨右派中廣東地方實力派胡漢民、許崇智策劃的刺殺廖仲愷事件。廖是孫中山逝世後,鮑羅廷和中共可以依靠的最大的左派。而在上述鮑羅廷給加拉罕電報中,「胡漢民政府」本來是被鮑羅廷「看作是向較為革命的政府過渡形式」。蔣介石為代表的中派,乘機利用廖案發生後的時機,依靠中共和左派力量,驅逐胡漢民、許崇智出廣東,進而又利用國民黨中樞出現的權力真空,蔣的勢力迅速膨脹起來。中共廣東區委也利用這個形勢,制訂了在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執行「打擊右派,孤立中派,擴大左派」的方針,即開除戴季陶、孫科等人的黨籍,爭取共產黨人的中央委員佔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方案。鮑羅廷也別無選擇地同意了這個方案。 然而,遠在莫斯科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根本不瞭解廣東形勢變化的複雜性和嚴重性,甚至對驅逐胡漢民和許崇智都不能接受,要求中共繼續執行黨內合作的方針,為此不惜向國民黨右派讓步,更不要說蔣介石等「中派」這個新右派了。 所以,儘管維經斯基如上11月11日的書面報告表示要在國民黨「二大」上幫助左派,擊敗右派,但是,最後,為了貫徹「八二九」指示和12月3日史太林為首的聯共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最高領導機關的指示」,維經斯基再次被派來華「糾偏」,12月24日,在他的安排下,把陳獨秀、瞿秋白和張國燾叫到蘇聯駐上海領事館,與國民黨政要孫科、葉楚傖和邵元沖談判國民黨「二大」問題。陳獨秀被迫表示:中共並沒有包辦國民黨事務的企圖,且反對這種企圖;中共將在第二次國民黨大會上不增選中共方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的人數。並且為了讓對方能赴粵參加國民黨二大,還告知大會延期召開。所以,在這次談判後,中共中央在執行莫斯科妥協路線的前提下,確定了在國民黨二大上「團結左派,聯絡中派,打擊右派」的方針,並派張國燾去廣州執行。這樣在對待實為「新右派」的「中派」(包括當時誰也沒有認識的假左派蔣介石)問題上,陳獨秀黨中央與廣東區委就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即打擊右派和擴大左派,沒有分歧,惟獨對於「中派」,中央是「聯絡」,廣東是「孤立」。可是,人們不知道,特別是廣東區委不知道,雙方爭論的背後,莫斯科在起決定的作用。陳獨秀對於戴季陶這位中派的反共面貌本來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十分深刻的,他所以取「聯絡」政策,是因為必須服從莫斯科的指示。 結果,在1926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雖然由於1925年反對國民黨右派碩果猶剩,在大會秘書長吳玉章等共產黨人的努力下,使共產黨人爭取到了一些職位,如譚平山任組織部長,林伯渠任農民部長,毛澤東任代理宣傳部長等,即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領導權。但在36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人只有7人,不到三分之一。左派14人,右派和中派卻有15人。大會雖然對戴季陶主義進行了批判,但仍選他為中央執行委員。最嚴重的是在中央監察委員中,右派佔了絕對優勢,共產黨員只有一人。中執委和中監委在一起開會,就形勢右派勢力大,中派壯膽,左派孤立的形勢。而且當時的所謂國民黨左派汪精衛、陳友仁等,是很沒有力量的。這就為比戴季陶還隱蔽的新右派蔣介石等上台、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開闢了道路。蔣介石在這次大會上第一次當上中央委員,隨後在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常務委員,開始跳躍式上升。不要說莫斯科因為陶醉於自身的利益不瞭解情況而沒有料到,連在上海和廣州的共產黨人也沒有料想到前門驅逐老右派,後門迎來更加貪婪、兇狠的「夥伴」。 這就是執行莫斯科的「避免加劇與國民黨的關係」和「不嚇跑中派和不無所謂地刺激右派」的結果。而緊接着在以下兩個事件中,更加悲慘的命運在等待着中國共產黨。 「中山艦事件」——「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二 國民黨二大後,碩果僅剩的幾個國民黨左派分享了反對以謝持、馮自由為首的老右派勝利、共產黨也同時退讓的成果,汪精衛一人身兼國民黨中央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黨軍事委員會主席三職,集黨政軍最高權力於一身。共產黨雖作了退讓,也保留了中央幾個部門和重要省、市黨部的位置。特別是當時對國民黨和廣東局勢有重要影響的以季山嘉為團長的蘇聯軍事顧問團站在汪精衛和中共一邊,而且對共產黨備加呵護。 「中山艦事件」爆發 為此,季山嘉明確反對莫斯科要求共產黨從國民黨黨政軍領導崗位上撤退的方針。他在1926年1月13日即緊接着國民黨二大結束後,給中共中央一封信中指出:現在中國在國民革命運動迄今所依靠的社會集團中,發生了角色的變動和變化。「實際上我們現在可以斷定,目前的中國,無產階級是以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姿態出現的,民族資產階級已開始離開領導崗位。」他特別提到「居第一位的是第一軍,即所謂黃埔『黨軍』」;「因為這個軍從最初組建時起,就把政治工作提到了應有的高度並由從中國共產黨內專門挑選出來的一些同志從事這項工作。這個軍的各個師都設立了政治機關,團和連都設有做這項工作的政治委員。⋯⋯事實說明,國民革命軍的一切成就都應完全歸功於共產黨人。這一點哪怕以黃埔軍校為例也是顯而易見的,黃埔軍校是共產黨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國民革命軍最穩定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承認,我們退出國民黨為時尚早並是有害的,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現在不能做分裂或離開國民黨的宣導者,中國共產黨需要預先為此掌握群眾和為自己打下基礎,那麼我們離開軍隊⋯⋯那就是幼稚的。」 然後,季山嘉提出了與莫斯科「九二八」指示完全對立的四項「工作方法設想」: 1、共產黨人的整個工作由(中共)中央軍事部領導,該部也主管組建工農武裝。 2、共產黨人要進入相應的國民黨軍隊組織,參加這些組織並以國民黨名義在國民黨基層組織中施加自己的影響,目的是防止這些組織產生右的傾向。 3、共產黨人積極參加部隊中的各種社會組織並把它們工作置於自己的影響之下。 4、部隊中的共產黨支部不公開,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工作。[26] 可以看出,季山嘉對共產黨的確傾注了滿腔熱情,而且正是在他的影響下,共產黨人不僅在國民黨中央及高級黨部內佔據了相當的位置,在軍隊中的力量和影響也不小。在國民革命軍中大約有一千餘名共產黨員。一、二、三、四、六軍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產黨人擔任。特別是蔣介石為軍長的第一軍三個師的黨代表,有兩個是共產黨員。9個團黨代表中,7個是共產黨員。此外,共產黨還掌握着十餘萬參加工會的工人和60餘萬農會會員,其中工人糾察隊2千餘人,農民自衛軍3萬餘人。 汪精衛當時被莫斯科和中共視為第一個大左派。認為他繼承孫中山遺志,貫徹三大政策,對鮑羅廷也十分依順,「一切事多與鮑羅廷商談」,並曾同意國民黨二大選舉時廣東區委提出的使共產黨人和左派在中央委員會佔多數的方案。[27] 廣東以上這種狀況,是國共合作以來共產黨人努力奮鬥的結果,特別是在兩次東征陳炯明和粉碎劉、楊叛亂戰爭中,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浴血奮戰的結果。 但是,這種形勢也使正在迅速崛起的、最忠於孫中山而隱藏着更大野心的蔣介石與其他各派、尤其是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和蘇聯軍事顧問團的矛盾日益尖銳起來。蔣介石在1926年3月8日日記中寫道:「上午與季新(即汪精衛——引者)兄商決大方針。余以為中國國民革命未成以前,一切實權皆不宜旁落,而與第三國際必能一致行動,但須不失自動地位也。」9日日記又說:「吾辭職,已認我軍事處置失其自動能力,而陷於被動地位者一也;又共產分子在黨內活動不能公開,即不能相見以誠,辦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內部分子貌合神離,則未有能成者二也。」[28]4月9日,他在給汪精衛的信中也說:「自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黨務、政治事事陷於被動,弟無時不抱悲觀,軍事且無絲毫自動之餘地。」[29]可見他心中強烈的不滿情緒。但是,他也從老右派的失敗中吸取教訓,不能公開地反蘇反共,因為他當時畢竟羽毛未豐,還需要蘇俄和中共的幫助,即利用蘇俄的援助和共產黨的努力,打倒北洋軍閥和南方其他軍事勢力,包括國民革命軍其他各軍,所以,他必須使用謀略。 黃埔軍校中有一些自稱是「孫文主義學會」人,與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有聯繫,主張反蘇反共。他們看透了蔣介石的心思,1926年3月18日,乘一艘由上海到廣州的商輪因在海上被劫停泊黃埔港要求保護之機,由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孫文主義學會骨幹、海軍軍官學校副校長歐陽格之侄)假稱「蔣校長命令」,通知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調中山艦由廣州到黃埔「聽候差遣」。這時蔣介石不在黃埔而在省城。之後,又因聯共中央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率領的蘇聯使團要參觀中山艦,李之龍用電話請示蔣介石,問可否調中山艦返省,蔣介石於是猜疑起來,認為自己沒有調令,卻調中山艦去了黃埔;而現在發現自己在省城,又把中山艦調回省城;隨即惶惶然聯想起當時「孫文主義學會」散佈的「共產黨要幹(掉)他」、汪精衛要「趕走他」的謠言,認定此舉是要「強擄蔣介石去莫斯科受訓」的「陰謀」。蔣介石起初頗為躊躇,曾想離開廣州退到汕頭他所掌握的東征軍總指揮部去,轉而與身邊親信密謀後決定,就地「反擊」。20日,他宣佈廣州緊急戒嚴,逮捕李之龍,監視和軟禁第一軍黨代表周恩來等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工人糾察隊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和蘇聯顧問住宅。史稱「中山艦事件」(又稱三二〇事件)。[30] 事件發生當天,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向蘇聯顧問團提議採取強硬方針:動員在廣東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到肇慶集中,依靠當地駐防的共產黨人葉挺獨立團的力量,爭取對蔣介石此舉極為不滿的第二、三、四、五、六各軍,通電反蔣,指責他違反黨紀國法,必須嚴辦,削其兵權,開除黨籍。[31]周恩來也回憶:「這時,譚延闓、程潛、李濟深都對蔣不滿」,「各軍都想同蔣介石幹一下」。[32]就是說出現了「反蔣聯盟」。汪精衛更是站在這個聯盟的一邊。21日傍晚,蔣介石以探病為名訪問汪精衛,只見汪「怒氣勃勃,感情衝動,不可一世」。[33]當時鮑羅廷和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加倫正回國述職,代理團長季山嘉支援汪精衛和共產黨的反蔣計劃。但是,比季地位更高的布勃諾夫根據自己的判斷,獲得莫斯科批准後,決定對蔣取退讓方針。 事件發生後第四天即6月24日,布勃諾夫在蘇聯軍事顧問團全體大會上做了六個小時的報告,闡明了為甚麼必須對蔣介石讓步的理由,第一條就是「不嚇跑大資產階級」。他認為事件「是由三種矛盾造成的」:1、集中統一的國家政權同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治陋習之間的矛盾;2、國民革命的基本力量與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小資產階級向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方面搖擺);3、國民黨左派與右派之間的矛盾。並指出右派「孫文主義學會」是香港「政治買辦」,「代表大資產階級利益」。面對這些矛盾,他強調: 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在現在承擔直接領導國民革命的這種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務,也就是依靠自己的雙手來直接實行基本的革命措施的任務。 他認為「三月行動無非是一次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政委的小規模準暴動」,「整個行動是針對俄國顧問和中國共產黨人的」。為此,他批評了蘇聯顧問包括中共在廣州工作特別是軍事工作中的「過火行為」,認為這些行為引起的後果是:「1、更加嚇跑大資產階級;2、引起小資產階級的動搖;3、一再復活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治陋習;4、加深和挑起國民黨左派和右派之間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禍!』口號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國民政府的危機和總起來更使國民革命有遭到失敗的危險。」——可見,他為當時的廣州描繪了一幅多麼危險的圖畫,並認為這是引起中山艦事件的根源。但是,他所指的「過火行為」主要是指蘇聯軍事顧問團的行為:「實際上我們給中國將領脖子上套上了五條鎖鏈:司令部、後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顧問」;「在作戰部隊中政委有權簽發每一道命令,在軍事機關中政委有更大的權力,而且還有俄國顧問,他們常常不只是出主意而是發號施令」,等等。對此,他提議「司令部不是以俄國顧問為首而是中國將領。這個方針當然是對的。只能讓俄國顧問真正做顧問,不要出頭露面,不要發號施令,不要惹中國將領討厭」。 具體對「3月20日」事件時的形勢,他說:「在21日夜間我們接到報告說,20日行動可能繼續進行,所以我們開了一個會,得出以下結論:廣州市內力量對比對國民政府不利,省內力量對比對國民政府有利,需要贏得時間,而要贏得時間就要作出讓步⋯⋯由於作出這種讓步,我們取得了某種均勢。」[34] 從事件發生後一度出現「反蔣聯盟」和蔣介石的冒險與心虛狀況來看,布勃諾夫對當時形勢的估計完全是主觀主義的。而且,即使蘇聯顧問團有對「中國將領」包辦太多,監督太嚴的錯誤,也不能讓中共陪綁,改正顧問團的錯誤,要犧牲中共的利益。 蔣發動此變,本來也是在自感力量不足、並無必勝把握的情勢下的冒險試探之作,所以,20日下午,他就應季山嘉要求撤去了對顧問團的包圍,並表示他的行動不是針對蘇聯的,隨後,又向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呈書表示反省,自請處分。但是,蔣也沒有想到,他的行為竟然把這位「久經鍛鍊的老布爾什維克」嚇成這樣。於是,布勃諾夫親自出面與蔣介石談判,蔣提出俄國顧問團包辦太多等許多錯誤。布表示決定撤銷季山嘉團長及兩個副團長的職務並令其回國。汪精衛失望之極,先是隱匿不出,繼之出走他國。所謂「反蔣聯盟」立即瓦解。李之龍被查辦,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人全部被清除。蔣介石的試探性進攻得到了全面的勝利。 對這個事件,傳統的中共黨史著述者多引用張國燾提供的謊言,說是陳獨秀黨中央制定了對蔣的讓步的「妥協政策」,並派張「趕赴廣州,查明事實真相,並執行這一妥協政策」,糾正廣東區委主張反擊的「左傾錯誤」。[35] 張國燾的上述說法本身就自相矛盾。陳獨秀黨中央難道是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就制定了對蔣讓步的「妥協政策」,然後再派他去「查明事實真相,並執行這一妥協政策」!所以,張國燾的回憶一發表,彭述之首先揭露他這個謊言,指出當時中共中央只是派他去「查明事實真相」,並沒有派他去「執行妥協政策」。 實際情況是,上海的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對廣州發生的上述事件,起初只從報紙上得到零星的消息而對真相一無所知,因此除了對蔣介石的「反共政變」感到「震驚和惶惑,對蔣介石的態度,在一段時間內陷於遲疑莫決」。[36]等到3月底,布勃諾夫回國路過上海,陳獨秀才從布的嘴裏得到一些較為可靠的消息,並聽信了布的一面之詞,在《嚮導》上發表文章,認為「三二〇」事件的策動者是「孫文主義學會為中心的國民黨右派」,示意與蔣介石無關,而蔣採取行動,是由於誤信共產派有倒蔣陰謀的謠言。而在駁斥此謠言時,又說了這樣的話:「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共產黨若不是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決不會採用這種破壞中國革命勢力統一的政策!誰破壞革命勢力統一,誰便是反革命!」[37] 這說明,當時陳獨秀對蔣介石的認識與廣東區委及俄國人一樣,的確還把蔣當作是「左派」,不過是聽信了右派的謠言。其實,蔣介石是一個忠誠的國民黨員。他要捍衛的是國民黨的根本利益。開始時,他要爭取蘇聯援助和中共的支持,維持國共合作,打擊公開反共的國民黨元老派,被蘇聯和中共視為「左派」。待到蔣反蘇反共時,才把他視為「中派」和「右派」。這裏,蔣有一個由「假左」到「右」、由隱到顯的轉變過程,中共對其認識也有一個過程。這是正常現象。 但是,事情並不到此為止。本來,事件既然已經由布勃諾夫代表莫斯科最高當局處理完畢,中共中央也就只有服從,無權改變了。問題就出在陳獨秀還不想完全盲從,對布的話還是不放心,想有一點獨立性,像過去對鮑羅廷那樣,瞭解事件的詳情,特別是自己同志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對蔣介石的態度,再作出自己獨立的判斷,採取自己的政策,以資補救。於是,他一面決定派張國燾去廣州「查明事件真相」,一面等待莫斯科的指示,陳獨秀甚至以個人的名義,再次提議「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 但是,張國燾去後,沒有及時回音,等到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的詳細報告,立即制定了新的對蔣政策: 一、盡力團結國民黨左派,以便對抗蔣介石,並孤立他;二、在物質上和人力上加強國民革命軍二、六兩軍及其它左派隊伍,以便於必要時打擊蔣介石;三、盡可能擴充葉挺的部隊,省港罷工委員會指揮下的糾察隊和各地的農民武裝,使其為革命的基本隊伍。 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中共中央決定在廣州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其人選為彭述之、張國燾、譚平山(均中央委員)、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廣東省委員)。並指定彭為特委書記,前赴廣州,組織特委,與鮑羅廷商討上述政策。 但是,當中共中央收到莫斯科電報告鮑羅廷4月底到達廣州,彭述之起身赴粵到達時,鮑羅廷已經先兩天返回廣州。他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否定了中共中央的反蔣計劃,認為「假使依照中央的決議去作,勢必退出國民黨」;而「這個退出國民黨的問題,是我們黨和國民黨合作的根本問題」,莫斯科是不能允許的。他「極力強調廣東局勢異常危險,很有可能發生右派(指吳鐵城、古應芬、伍朝樞等代表的廣東派)的反革命政變,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擊政策是不合時宜的」;「在當前局勢異常危險的威脅下,只能成立一個革命的獨裁,像法蘭西大革命中羅貝士比爾的革命獨裁一樣,才能打破右派的反革命陰謀,替革命開闢一條出路⋯⋯蔣介石有很多嚴重的錯誤,但在現時的國民黨中,沒有人像他有力量有決心,足以打擊右派的反革命陰謀。」因此,「我們不得不對蔣作最大限度的讓步,承認他從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取得的權力」。[38] 由此可見,鮑羅廷和布勃諾夫在執行莫斯科退讓路線上,出發點是一致的,把西山會議派為代表的老右派開除後還留剩的廣東系右派的威脅視為最大的危險,把克服這個危險的希望寄託在蔣介石的身上。所不同的是,這次鮑羅廷說出了對蔣的退讓只是策略上的,是為了利用他「儘快進行北伐,將來北伐的進展,形勢會對我們有利的」。鮑羅廷就是以這個策略說服了最初主張反蔣的中共廣東區委的。史太林後來公開把這個策略比喻為「搾檸檬汁」,宣稱最後要把蔣介石「像一隻搾乾了的檸檬似的丟掉它」。[39]鮑羅廷、史太林這個策略目的在於利用蔣介石打倒北洋政府,又使他不離開莫斯科的駕馭而成為反蘇勢力。其實他們對中共也是這個策略。不過陳獨秀經常鬧一點小脾氣,動不動要一點從中國革命利益出發的「獨立性」。對此,莫斯科用組織紀律和不給武器、少給經費以及所謂「中央委員會裏的多數」之類措施,很容易地把他制服了。但是,蔣介石厲害,他對蘇聯來了一個「反利用」,即利用莫斯科的金錢和武器壯大後「反戈一擊」,置史太林和中共於死地。史太林有強大的蘇聯作盾,輸掉一局無所謂,中共就慘了。在史太林與蔣介石之間利用和反利用的爭鬥中,夾在中間真正被雙方利用的、犧牲最大的卻是對中國革命滿懷忠誠而書生氣十足的陳獨秀及其領導下的年輕的共產黨人。 「整理黨務案」——「三次機會主義大讓步」之三 蔣介石在「三二〇」事件得手後,大喜過望,立即醞釀進一步打擊共產黨。在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不得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部長,不得批評孫中山主義,交出加入國民黨的全部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名單。 青年蔣介石 此案當然也被提出上述反蔣計劃的中共中央所拒絕。這個史實,過去為了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也被長期埋沒,1975年彭述之在批駁張國燾謊言時,才揭露出來;周恩來也在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時,無意中作了旁證:黨中央派來了彭述之來指導出席國民黨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在黨團會上,討論了接受不接受整理黨務案。彭述之引經據典地證明不能接受。問他不接受怎麼辦?他一點辦法也沒有。」[40] 其實,當時鮑羅廷已經遵照莫斯科的指示接受了蔣介石的要求,並且在彭述之組織的中共「特別委員會」上申述了與在「三二〇」事件上對蔣讓步一樣的理由。彭述之能有甚麼辦法?此其一。其二,彭述之的辦法,就是陳獨秀黨中央的「反蔣計劃」和退出國民黨,實行兩黨黨外聯盟,[41]何以說「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其三,即使他沒有辦法,周恩來、毛澤東不是很有辦法嗎!又何以把這次陳獨秀黨中央無權無法改變的莫斯科的讓步,作為「罪惡」都顛倒黑白地扣在陳獨秀一人身上! 蔣介石給莫斯科的交換條件是答應進一步打擊他們心目中最害怕的廣東系右派,逮捕了吳鐵城(公安局長),趕走了孫科(原廣州市市長、孫中山之子,赴俄與共產國際接洽)和伍朝樞(廣州市長,離粵休假),傅秉常被免去海關監督及外交秘書職務,古應芬的內務部職務也將被撤銷。而這些也是蔣介石追求個人獨裁所需要的。鮑羅廷卻得意洋洋地向莫斯科回報說這樣處理「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從右派手裏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42] 這充分說明,蘇聯在這場交易中是如何為了他們的利益而犧牲中共利益的,而中共在鮑羅廷手中又怎樣成為他手中的一個籌碼的。 鮑羅廷又反過來再給蔣豐厚的回報,竭力動員蔣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蔣假意「惶愧力辭」時,鮑竟聲言蔣若不就總司令一職,他自己就要辭去總顧問一職。[43] 就這樣,通過這次交易,鮑、蔣二人的互相信任達到了別人無以替代的程度。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只有兩人可以託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廷,稱「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44] 綜上所述,所謂陳獨秀的三次「右傾機會主義讓步」,都是聯共、共產國際對蔣介石的讓步,陳獨秀中共中央曾經抵制,但是被否定了,進而出於組織紀律的原則,又不得不違心地服從。於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一批共產黨員如譚平山(組織部長)、林伯渠(農民部長)、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等,不得不全部辭職,而且緊接着應蔣的要求,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也全部退出了學校(從此,該校成為專門培養蔣介石嫡系將領的基地)。而蔣介石則先後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手控制了廣州的黨政軍大權,為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徹底失敗,種下了總根。 所以,陳獨秀後來憤怒地指出: 我們主張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和蔣介石對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計劃。國際代表不贊成,並且還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極力的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來鞏固廣州國民政府和進行北伐。⋯⋯這一時期是最嚴重的時期,具體的說是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的時期,是無產階級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資產階級,服從資產階級、甘心作它的附屬品之時期(國際代表公然說:「現在是共產黨應為國民黨當苦力的時代」)。黨到了這一時期,已經不是無產階級的黨,完全成了資產階級的極左派,而開始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了。 我在三月二十日事變後對國際報告中,陳述我個人的意見,主張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否則其勢必不能執行自己的獨立政策,獲得民眾的信任。國際見了我的報告,一面在《真理報》上發表布哈林的論文,嚴厲的批評中共有退出國民黨的意見⋯⋯一面派遠東局部長吳廷康到中國來,矯正中共退出國民黨之傾向。那時,我又以尊重國際紀律和中央多數意見,而未能堅持我的提議。[45] 事後,連一位國際代表也承認:「整理黨務案」「是在蔣介石直接施加壓力情況下並且是在他的3月20日武裝示威之後通過的,不是根據同共產黨人的協定,而是為了反對他們而通過的。」[46] 可是陳獨秀沒有想到,後來的聯共和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恰恰把這三次讓步視為「右傾機會主義」反扣在陳獨秀一人頭上,成為中共黨史上第一個大冤案的濫觴。 經過這次「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再次向國際要求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黨,變成黨外聯盟。他認為這時實行這種轉變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為此還公然寫進中共中央文件《中國共產黨為時局及與國民黨聯合戰線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本黨與貴黨「合作之方式,或為黨內合作或為黨外合作,原無固定之必要,因此政策之精神,實在團結革命勢力以抗帝國主義,凡足以達此目的者,即為適當之方法,原不拘於形式。然當本黨決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於貴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以為黨內合作,則兩黨之關係更為密切;本黨亦認為中國社會各階級力量之相互關係,現亦可適用此種合作方式,故毅然決定,令本黨黨員加入貴黨,同時,本黨與貴黨結政治上之聯盟。⋯⋯(但是)歷年以來,迭次引起黨內一些人之疑慮猜忌,致使為反動派所乘,散亂革命之陣線,故必須先在合作方式上有所改變,祛除一般無謂之疑忌。」[47] 但是,莫斯科再次否定了陳獨秀的這個要求和主張。 而且,正是基於這種退出國民黨的立場,陳獨秀才在這封信中說:「貴黨『黨務整理案』原本關及貴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可是,傳統黨史論著,均以此證明陳獨秀是接受「整理黨務案」的。這是多麼驚人的歪曲和誣陷。 反對北伐風波 1913年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多次依靠南方軍閥進行北伐,都未出師而夭折,成為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成了他遺囑中的中心思想。對於孫中山的北伐觀,目標是建立民主共和國,陳獨秀是贊同的,但對於他的依靠列強和對軍閥「聯甲倒乙」的方法,不以為然。 蔣介石掌握國民黨軍政大權後,自認是孫中山的第一繼承人,高唱「繼承總理遺志」,無論是統一中國,還是實現他個人奪取中國最高權力的「拿破倫式」的理想——「北伐,打倒北洋政府」,自然是他夢寐以求的目標。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打倒北洋軍閥也是它實現民主革命綱領中「打倒封建主義」的具體目標,所以,早在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的特別會議,專門討論了支持廣州國民政府北伐問題,並作出「我黨應從各方面準備北伐」的決定。陳獨秀雖因在上海患傷寒「失蹤」未參加會議,但事後對這個決定是擁護的。但會議應共產國際指示所作出的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在上海設交通局,廣州設臨委,「萬一不幸國民軍在北方失敗,中央遷往廣州」的決定,因陳獨秀堅決反對而未實行。 然而,在經過了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事件後,陳獨秀改變了思想,堅決反對廣州國民政府北伐。於是掀起了一場不小的風波。據當時中央宣傳部秘書鄭超麟回憶:在1926年6月某日,中共中央在宣傳部辦公室開會,討論北伐問題,陳獨秀反對北伐,彭述之附和;張國燾反對陳的意見,瞿秋白也擁護北伐。二對二票。反復辯論了幾次,最後,陳獨秀發了脾氣,桌子一拍,張口大罵。張國燾不敢回罵,默然了。於是,通過了反對北伐的決議。 7月7日,陳獨秀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論述了當時不宜北伐的理由,指出:北伐應是革命的北伐,而不是為蔣介石謀取個人的權位:「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眾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自求解放」;「必須真是革命勢力向外發展,然後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軍事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所以,現在的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48] 從中國革命的立場上來考察,陳獨秀的這個觀點無疑是深刻的,看透了當時蔣介石急於北伐的用心。這也說明陳獨秀在6月4日為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說的一些話乃違心之言。為批駁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是中共「倒蔣陰謀」的「栽誣」,陳在信中說:「倒蔣必以蔣確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為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反革命!」[49] 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由於被迫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多次說過這類違心之言。可是,後來的中共官方史學和眾多學者,都以此斷章取義地批判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陳獨秀反對北伐另一個考慮是,認為當時廣東與北洋軍閥的軍事力量對比不利於廣東,因為當時實力最強的佔據中原的吳佩孚直系軍閥在「武力統一」口號下,正策劃南伐廣東,所以,陳認為:「革命的北伐時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樣北伐,乃是怎樣防禦,怎樣的防禦吳佩孚之南伐。」[50]關於這一點,與當時推行「喘息政策」、主張與帝國主義、北洋政府妥協的莫斯科當局倒是一致的,莫斯科也多次表示反對北伐。在1925年12月3日的聯共政治局會議上,作為會議決議的史太林指示就說:「廣州人擬議中的北伐在目前時刻是不能容許的,建議廣州人將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內部的鞏固上。」[51] 直到1926年5月6日和20日北伐前夕,聯共政治局兩次會議還作出決定:「(蘇共)中央過去認為、現在仍認為分散廣州的軍事力量」,「鑒於目前出現的情況,認為可以派遣一支規模不大的遠征軍去保衛通往廣州的要道——湖南省,但不能讓軍隊擴展到該省疆界之外。」「責成廣州同志保證實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堅決譴責在目前進行北伐或準備北伐的指示。」[52] 當然,莫斯科反對北伐與陳獨秀反對北伐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莫斯科主要是怕遭到如馮玉祥在北方那樣的失敗,大批蘇聯援助付之流水。陳獨秀主要擔心北伐加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在這一點上,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與陳獨秀的心是相通的。 8月9日,即北伐開始以後,共產國際遠東局在廣州召開的會議結論中,還推崇陳獨秀反對北伐的意見:「在對待北伐的態度上,要宣傳中央的立場,就像老頭子(指陳獨秀——引者)在黨的機關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所表述的那樣,這樣來準備條件,使黨能在有利的時機提出具體的口號,制止軍隊繼續向北推進,因為這是與向農民徵稅和進一步加強軍事獨裁有聯繫的。」[53] 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開會 但是,在「中山艦」和「整理黨務案」兩次事件中遭到沉重打擊和壓迫的鮑羅廷、中共廣東區委和國民黨反蔣派人士卻積極擁護北伐,他們想從北伐中擺脫身處的困境。為甚麼這兩個事件對鮑羅廷也是一種打擊呢!因為,在「中山艦」事件發生前,鮑對其在中國兩年的工作成績十分自負,甚至在北京對來華將去廣州考察的布勃諾夫使團吹牛說: 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我們從那裏趕走了帝國主義,正是在帝國主義的中心趕走了帝國主義的影響。今後⋯⋯還有甚麼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甚麼,一旦我們提出甚麼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我們在那裏已經不是外人,我們毛遂自薦,並將根據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 在廣東幾乎沒有軍閥,沒有我們所理解的在中國其餘地區的那種軍閥⋯⋯但毋庸置疑,這些軍隊的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 在6個軍和6個軍長當中,可以認為有4個是完全可靠的。我們同他們未必有很大的誤會,他們當中蔣介石、譚延闓、吳鐵成(原文如此,應是李濟深,因為吳是警察局長,不是國民軍軍長——引者)和朱培德無可非議。[54] 可是蔣介石發動的「三二〇」事件,給了他一悶棍,徹底否定了他對廣州局勢樂觀的估計和對蔣介石「完全可靠」的評價。布勃諾夫對「三二〇」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對蘇聯顧問的嚴厲批評,更是對鮑羅廷這段吹牛話語的最辛辣的諷刺。鮑羅廷在受此刺激和打擊後,決心對蔣進行報復,但他一是看不起中共和工農的力量,認為中共「沒有實力,不能同蔣介石及其政治方針作鬥爭」,二是看不起國民黨左派的力量,「並不認為有真正的國民黨左派」,於是他把希望寄託在北伐中蔣介石與其他軍事集團的矛盾衝突上,把革命變成單純的在上層「玩弄權術」,搞「陰謀詭計」。為此,他為北伐設計了這樣一條路線: 「北伐在軍事上的勝利可以認為是有保證的」,但蔣介石和「保定派」(當時除蔣為軍長的第一軍的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出身——引者)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北伐勝利過程中,「保定派」必定壓倒蔣介石。「為了使北伐取得成功,我將給他以一切可能的支持⋯⋯可以肯定地說,北伐的結果將是蔣介石及其整個集團在政治上的滅亡」(粗體字是原有的——引者)。 中共廣東區委受了鮑羅廷的影響,更飽受廣東系國民黨右派和蔣介石的壓迫與欺侮,積極擁護並促成北伐,企望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進行報復,打倒蔣介石。 廣東地方軍政集團和其他非蔣勢力,包括國民黨左派和第一軍除外的國民革命軍各軍,也都支持北伐,希望蔣介石離開廣東或擺脫由俄國全力扶持(特別是軍事援助)的蔣介石軍事獨裁。也有少數人如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及孫科,怕蔣介石在北伐中強大起來而加強他的軍事獨裁,對北伐心存疑慮。 所以,陳獨秀反對北伐的文章一發表,廣東一片譁然:「國民黨中派及右派左派領袖,均表示不滿」;顧孟余「直斥仲甫同志有意挑撥人民與國民政府之感情」;張靜江則請鮑羅廷「勸仲甫勿再作這類文章;黃埔特區國民黨党部則向中央黨部控告,並禁止同學購閱《嚮導》,「左傾分子不贊成,竟至用武」。「在中央黨部接受黃埔同學這個控告後,開會討論,李濟深第一個站起來說這篇文章並不錯,孫科亦然,左派諸人亦借此機會向中派發牢騷。最後,勉強敷衍由主席張靜江寫一信給仲甫結束此案。」[55] 9月13日,陳獨秀在《嚮導》上發表駁答張靜江(人傑)抗議的復信,堅持《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中的立場和觀點,申明:「我們對於出師北伐是否國民革命之唯一先着,對於怎樣出師北伐,和你們都有不同的意見。你們一聞不同的意見便以為是攻擊,你們這種不受善言的老脾氣也仍然絲毫未改,更是令人失望!」[56] 在當時北伐已成大勢的情況下,陳獨秀能看透蔣介石北伐的用心,並力排眾議,提出反對北伐的主張,故然表現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勇氣,但也表現了他的十足的書生氣。因為當時是否北伐的決定權,在廣東方面,主要是蔣介石、鮑羅廷及其影響的中共廣東區委方面,而不在上海中共中央手中。所以,儘管中共中央作出了反對北伐的決定,廣東國民政府還是在7月1日誓師北伐。陳獨秀7月7日發表的反對北伐的文章成了馬後炮。而且由於他追求的是革命的北伐——即發動革命群眾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所以,他不想把「打倒蔣介石」放在首位。於是,當中共廣東區委派周恩來到上海請示「在北伐中是幫助蔣介石呢,還是削弱蔣介石?」陳獨秀表示:第一,反對北伐;第二,北伐就是北伐,既不是擁護蔣介石,也不是打倒蔣介石。[57]所以,後來周恩來批判陳獨秀說:關於在北伐中對蔣介石的方針「陳獨秀說你們開個會商量商量好了。」開會時,張國燾代理主席,「說北伐中我們的方針就是,是反對蔣介石,也是不反對蔣介石。所以,在北伐戰爭中,直到國民黨三中全會前,對蔣介石的方針是不明確的,結果就是客觀上幫助了蔣介石。」[58] 在這裏,周恩來把北伐中幫助蔣介石坐大的罪責歸咎於陳獨秀實在是不公平,真正反對打倒蔣介石而且大力幫助蔣介石的,是莫斯科。因為,他們見北伐一路凱旋,7月12日攻取長沙;9月就攻克漢口、漢陽,莫斯科立即改變原來反對北伐的態度,就傾全力幫助蔣介石。結果,即使中共廣東區委和鮑羅廷想在北伐中來一個「我們的三二〇」、打倒蔣介石的企圖,也成了泡影。與蔣介石得到莫斯科巨額經費及武器供應相比,在上海的陳獨秀黨中央既無錢、又無武器,拿甚麼「打倒蔣介石」! 所以,對於當時的陳獨秀來說,不是要不要反對北伐、要不要打倒蔣介石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反對北伐、能不能打倒蔣介石的問題。很顯然,在國民黨和共產國際雙重壓制下,陳獨秀不過是百無一用的書生,儘管他作為中共的總書記和他那特殊的個性,為捍衛黨和革命的純潔性還要出來頑強地表現一番,結果只能是徒勞的。 陳獨秀當然知道是徒勞的,不過是再一次表現了「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硬骨頭精神! 注釋 [注i]「方朔」,即漢代大臣的東方朔,傳說以怪異的方式推進改革而聞名。 [注ii]「鱸魚」、「歸去」,指的是西晉大司馬張翰因不滿朝政,提出辭官回家鄉蘇州吃鱸魚去。 [注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55、656。 [注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93。 [注3]《嚮導》,第129期,1925年9月11日。 [注4]《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405–406。 [注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65。 [注6]〈瓦西里耶夫給季諾維也夫的信〉(1925年9月2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78。 [注7]〈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指示〉(1925年9月28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95。 [注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57、658。 [注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65。 [注1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04。 [注1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13–714。 [注12]《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416、417。 [注1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頁186。 [注1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07。 [注1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38。 [注1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21、740、742。 [注17]〈我們對中國和日本政策問題〉(1926年4月1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94–198。 [注1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30。 [注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2。 [注2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30。 [注2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3、744。 [注22]〈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1943年春),《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12–124。 [注2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90。 [注24]〈維爾德給維經斯基的信〉,《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613。 [注25]《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612–614。 [注2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8。 [注2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82、85。 [注28]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29]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30]參見:蔣介石:〈晚宴退出第一軍黨代表及CP官長並講經過情形〉,毛思誠編:《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八編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陳孚木:〈國民黨三大秘案〉,連載之三,《熱風》第70期。陳孚木當時為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陳公博:《苦笑錄》,頁75,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年版;《歐陽鍾報告》及《歐陽鍾供詞》(1926年3月3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31]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307。 [注32]〈關於1924年至26年黨對國民黨的關係〉,《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0。 [注33]《蔣介石日記類抄・黨政》,1926年3月2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34]參見《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62–171。 [注3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頁99、100。 [注36]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5。 [注37]〈廣州事變之研究〉及〈中國革命勢力統一政策與廣州事變〉,均載《嚮導》,第147期,1926年4月3日。 [注38]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6、7、8。 [注39]《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議上的講話》(1927年4月5日)。這個講話由於很快被蔣介石的「四・一二」政變所嘲弄,沒有見報。南斯拉夫共產黨員武約維奇的當場記錄刊於托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題》,頁389–390,紐約1932年版。 [注40]《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3。 [注41]彭述之:《評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國第二次革命失敗的前因後果和教訓》(香港:前衛出版社,1975﹚,頁8。 [注42]〈鮑羅廷給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62–171。 [注43]《蔣介石日記類抄・軍務》,1926年6月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注44]蔣介石同留守後方將領們會見時的談話(1926年7月26日),〈鮑羅廷與蔣介石的談話記錄〉附言,《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365。 [注45]《無產者》(陳獨秀等最早成立的托派小組織機關報),第2期,1930年7月1日。 [注4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439。 [注47]《中共中央文件選集》(2),頁98–99。 [注48]《嚮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注49]《嚮導》,第157期,1926年6月9日。 [注50]《嚮導》,第161期,1926年7月7日。 [注51]《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742。 [注52]《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241、268。 [注5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使團關於對廣州政治關係和黨派關係調查結果的報告〉,《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742。 [注54]〈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上的報告〉(1926年2月15、17日於北京),《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3輯,頁120、140、147。 [注55]〈中央局報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報告選輯》(1922-1926)(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頁79–80。 [注56]《嚮導》,第171期。 [注57]參見《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頁235。 [注58]《周恩來選集》(上卷),頁124。 九 大革命——一生最窩囊的時期(上)(1926–1927) 蔣介石「將計就計」 國共合作進行的「國民革命」是從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開始的。而共產黨所說的「大革命」應該是從1926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北伐開始的。因為,由於北伐戰爭的順利開展,廣大工農群眾參加的大革命才得以真正的發動起來。「國民革命」也好,「大革命」也好,一開始就埋下了分裂的種子。北伐已經開始後,由陳獨秀主持、維經斯基參加的中共四屆三中全會做出這樣的決議: 本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黨,隨時都須準備武裝暴動的黨,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應該參加武裝鬥爭的工作,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摧毀反動的軍閥勢力,並漸次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勢力。 這次會議竟然根本不提北伐的事,也不制訂對策,完全是準備另一套共產黨武裝暴動的方案,把北伐戰爭讓給國民黨去進行。陳獨秀對北伐戰爭消極,就來積極進行自己的「國民革命」,俗稱「大革命」。7月12日,中共中央發表《第五次對於時局的主張》,與國民黨的北伐唱反調,提出走國民會議的道路:「現在本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 北伐戰爭,在當時被視為革命的武裝打倒軍閥的武裝,高喊甚麼召開國民會議來解決國是,真是牛頭不對馬嘴,所以,很快被淹沒在北伐軍勝利的號角聲中了。但是,依靠民眾進行工農革命的原則不能變,於是共產黨立即修正了態度。首先,7月25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對國民政府出師北伐宣言》指出:「這次國民北伐軍北伐的成功和失敗,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和失敗,與中國民眾痛苦的解除有極大的關係⋯⋯應該即刻下定自己的決心,極力的贊助國民革命軍,作國民革命軍的後盾,使之得到勝利。」[1]接着在31日又發出《中央通告第一號》,一改原來對北伐悲觀的估計,承認「唐生智已佔長沙,迫岳陽,⋯⋯北伐軍大有長驅而下湘贛進窺武漢形勢」;「北伐軍之勝利,已喚起了全國革命民眾之注意,甚至影響到一部分小軍閥均有輸誠革命政府趨勢,所以我們可以說全國反赤潮流現已到一低落時期,而革命潮流則隨北伐軍之進展而上漲,廣東政府之北伐已成為全國民眾最注意的一個問題。」 其次,決定把北伐戰爭與國民會議運動結合起來,號召各地民眾積極贊助北伐,同時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在北伐勝利的地方,使之成為「市民會議、縣民會議的過渡機關,即成為當地人民的代議機關。」「從地方政治的直接爭鬥以匯合北伐革命的勢力,達到全國民眾的解放。」[2] 這是陳獨秀獨立自主制訂的路線。但這個策略生不逢時,與蔣介石追求的「軍事獨裁」目標不相容。莫斯科見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如此不堪一擊,被自己低估的北伐軍如此勝利進軍,也一改原先反對北伐的方針,對中共的民眾運動和民主政權不感興趣,一心想靠有軍事實力的蔣介石快快打倒北洋政府。於是,陳獨秀的路子只能是越走越窄,最後以失敗而告終。這時他正當壯年,卻走進了一生中最窩囊的年代。 陳獨秀起先明確反對北伐,現在又連發指示擁護北伐,雖然轉變得較委婉,但始終沒有作坦率的自我批評。鄭超麟評論說:這樣,在幹部中,「對陳獨秀的領袖地位是很大的打擊。張國燾認為,當初不是我錯了,是陳獨秀錯了。瞿秋白也是這樣認為的。」[3] 張國燾(1897~1979),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 這時,廣東和北伐軍佔領區內已經出現了陳獨秀擔心的情況,據當時共產國際遠東局一份調查報告—— 張太雷說:北伐前廣東農民運動有較廣泛的開展,北伐後,藉口籌措軍費,「在農民中強制分攤債券。誰不購買,就說他是反革命,說他反對北伐。當地的市政府官員成立了新的警察局,實際上是反對農民的。廣州的縣長(宋子文)為了支持豪紳到處安插自己的親信,到處對農民發起攻勢,或許不起義的農民運動就會被擊潰。」 關守森(音,廣東區委組織部長——注:時任此職者為穆青,字樹珊)說:「在北伐的藉口下,他們想取消結社的自由」;「東部地區衛戍司令下令禁止成立農會。他宣佈,他將把反對當地市政官員的行動作為反對國民政府的行動,作為反革命予以懲處。」 彭湃說:「在汕頭,蔣介石的走卒何軍長(何應欽)在工人代表大會上以蔣介石的名義發表演說,在北伐期間,罷工就是反革命。」 參加這次調查的鮑羅廷也承認:「這次北伐使蔣介石發動的政變「指『三二〇』和『五一五』事件——引者)以及作為這一政變內容的整個軍事獨裁傾向神聖化了。」[4] 於是,陳獨秀對北伐戰爭的發展更加警惕,把工作重點放在工農民眾運動上。但一心想利用蔣介石的史太林和鮑羅廷不支持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只要求工農民眾做北伐軍的帶路、偵察、修工事、救護傷患等工作,不允許進行武裝暴動奪取地方政權。北伐開始時,鮑羅廷甚至公開對陳獨秀說:「現在是共產黨應該當苦力的時代」,「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幫助並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5]鮑羅廷為此為中共規定的任務是:「應當集中精力在工會和農民當中做工作。共產黨人應當知道,蔣介石現在在前線作戰,在完成巨大的革命工作,對我們來說沒有問題要支援蔣介石。他們應該對北伐完全放心。」[6] 進入9月份後,由於蔣介石的反共形象逐漸明顯,再加上唐生智率領的第四、六、七軍在湖南、湖北的戰場上節節勝利,實力迅速增長;而蔣率領的第一、二、三軍在江西戰場上屢屢失利,威望下降。於是,鮑羅廷為雪恥,也加緊進行所謂「迎汪抑蔣」(把還在國外的汪精衛接回來)、「以唐制蔣」活動。這種活動得到了國民黨左派、非蔣系軍官及共產黨內不少人的支持。 「自覺自己地位之危險」,蔣介石派人到上海請陳獨秀和維經斯基赴武漢,「請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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